倫理疏隔”的虛幻場景中，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較為自由的抒發。這應是蒲松齡對狐鬼特別感興趣的原因。但即使如此，作者心理上的陰影還是會對小說產生影響。那些人與狐鬼之間曠男怨女的短暫結合，缺乏世俗生活的明朗歡快，而總是給人以幽悽的感覺。
前人或將《聊齋志異》比之於竟陵派的詩歌，就其心理因素來說，這種比擬不無道理。
如果把“三言”、“二拍”和《聊齋志異》各作為晚明和清初短篇小說的代表，那麼，以生動的白話與雅緻的文言、富於市俗氣息的人間故事與幽悽的狐鬼故事相比較，確實可以看出文學的生氣正處於減退的過程中。在體式上，蒲松齡每於長篇故事之末，仿《史記》“太史公曰”論贊體例，附“異史氏曰”的議論。從文言小說已有的擺脫史傳影響、減少議論的趨向而言，這也沒有什麼可讚賞的。況且，這些議論雖有個別精彩的，但大多無甚趣味，蒲氏的長處不在此。
但《聊齋志異》畢竟是富於才華之作，也畢竟承續了前代小說中一些重要的積極因素，在中國小說史上仍有著獨特的地位。它既結合了志怪和傳奇兩類文言小說的傳統，又吸收了白話小說的某些長處，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在一些優秀篇章中，作者能以豐富的想象力建構離奇的情節，同時又善於在這種離奇的情節中進行細緻的、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