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詩經》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後世經過曲解而被強化了。本來不是直接反映政治與道德問題的詩，包括眾多的愛情詩，在漢代的《毛詩序》中，也一律被解釋為對政治、道德或“美”（讚頌）或“刺”（批評）的作品。因而，一部《詩經》，變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書。
後代詩人繼承《詩經》關注社會政治與道德的特色，同樣應該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提倡這一特色，可以糾正文學過分趨向遊戲和唯美傾向，發揚文學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適當地過分強調這一點，也必然妨害文學的多樣化發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達。
第四，《詩經》的抒情詩，在表現個人感情時，總體上比較剋制因而顯得平和。看起來，像《巷伯》批評“讒人”，《相鼠》批評無禮儀者，態度是很激烈的。但這種例子不僅很少，而且並不能說是純粹的“個人感情”，因為作者是在維護社會原則，背倚集體力量對少數“壞人”提出斥責。像《雨無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評的物件是多數人，則已顯得畏懼不安。至於表現個人的失意、從軍中的厭戰思鄉之情，乃至男女愛情，一般沒有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由此帶來必然的結果是：《詩經》的抒情較常見的是憂傷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後代的詩歌，也是以抒情——抒憂傷之情較為普遍。
剋制的感情，尤其憂傷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噴湧而出，一洩無餘，而是委婉曲折，波瀾起伏。由此，形成了《詩經》在抒情表現方面顯得細緻、雋永的特點。這一特點，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後來的詩歌。
另外需要說到，儘管《詩經》的抒情一般比較平和，卻依然是真摯而動人的，而且也並非沒有明朗歡快、天趣盎然之作。後代儒家把《詩經》中的所有作品都說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並不能抹殺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愛情詩對人們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專制時代，當文學道德化傾向、說教傾向變得過度嚴重時，詩人們也會打出《詩經》的權威旗號，要求給感情以應有的、至少是適度的承認。明代詩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湯顯祖的《牡丹亭》中，深閨小姐杜麗娘誦讀《關雎》而產生對於愛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從內容、思想傾向、抒情特點等諸方面論述了《詩經》的幾個重要特色。這些特色對中國後代文學的影響都很深遠。下面再從語言形式、表現手法等方面簡略介紹一下《詩經》的特色，這些方面的影響，情況各有不同。
《詩經》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間或雜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種句式。但雜言句式所佔比例很低。只有個別詩是以雜言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為主幹，可以由此推想當時演唱《詩經》的音樂旋律，是比較平穩和比較簡單的。至漢代以後，四言詩雖斷斷續續一直有人寫，但已不再是一種重要的詩型了。反而在辭賦、頌、贊、誄、箴、銘等特殊的韻文文體中，運用得很普遍。
《詩經》常常採用疊章的形式，即重複的幾章間，意義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變，造成一唱三嘆的效果。這是歌謠的一種特點，可以藉此強化感情的抒發，所以在《國風》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頌》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詩中幾乎沒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疲к弧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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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篇三章十二句，只變動了六個動詞，不但寫出採摘的過程，而且透過不斷重複的韻律，表現出生動活潑的氣氛，似乎有一種合唱、輪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潤說：“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風和日麗中群歌互答，餘音嫋嫋，忽斷忽續。”（《〈詩經〉原始》）這麼說也許多了一些想象，但疊徽章重句的美感，確是很動人的。四言詩衰微後，這種形式也被捐棄，只能偶一見之。倒是在現代歌曲中，又常看到這種情況。這說不上“影響”，卻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為歌謠，為了獲得聲韻上的美感，《詩經》中大量使用雙聲、疊韻、疊字的語彙。在古漢語的規則中，這類詞彙大抵是形容詞性質，所以也有助於表達曲折幽隱的感情，描繪清新美麗的自然。如《詩經》首篇的《關雎》，“關關”（疊字）形容水鳥叫聲，“窈窕”（疊韻）表現淑女的美麗，“參差”（雙聲）描繪水草的狀態，“輾轉”（疊韻）刻畫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狀，既有和諧的聲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