粱錄》等多種筆記中關於士大夫及民間生活的記載，使我們瞭解到這一時代人們對於生活享受的前所未有的考究；宋代學術，不管怎樣去評價它，它的思想方法的精深細緻，也是值得注意的……。歷史研究者對於宋代文化的一般成就普遍給予很高的評價，這是有根據的。
至於說到文學，則需要同時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宋代的文化較前代更為普及、城市經濟也有更明顯的發展，這對促進文學的繁盛起著積極的作用，並造成若干新的特點；另一方面，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對於文學的自由的精神氣質，又起著相當強大的約束作用。下面，我們還是首先從最基本的問題——文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及其心境說起。
宋代社會一個顯著特點，是門閥勢力的完全消失。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歐陽修、梅堯臣、蘇氏父子、黃庭堅等等，都是出身於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還存在的諸如一個家族中數十人中進士乃至居高官的情況，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說，在宋代已經不存在一個多少能夠與君權相抗衡的特殊社會階層。
與此相關的是宋代科舉制度的完備。在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唐代的科舉並不完全是（甚至並不主要是）依據考試成績定取捨的，家庭的背景，個人的聲譽，同權勢人物的關係，都直接影響著科舉中的成敗。而宋代科舉由於實行了彌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試之外的人為因素畢竟要少得多了。同時，宋代的科舉還有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規模擴大，每科所取的人數常超過唐代十倍，朝廷並因此大量增設官職，科舉比前代更有效地成為國家籠絡知識階層的手段；二是作為君權具有絕對權威的顯示，進士及第最後都要透過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考選，及第者不得對主考官自稱門生；三是仕途出身集中於科舉一路。太祖、太宗時，還有不經科舉直接從下層官吏提拔官員的情況，但已經不像唐代那樣突出，至真宗以後，這種情況就難以找見了。唐初實行科舉，李世民曾得意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王定保《唐摭言》）其實帝王的這一種夢想，要到宋代才真正實現。
凡此種種，如從積極的方面來看，是實現了政治權力對平民階層的廣泛開放。從理論上說，一個人不管其門第、鄉里、貧富如何，都可能“學而優則仕”，由科舉逐步攀升，成為高官（實際上當然還會受到家庭經濟條件和文化條件的限制），這使宋代社會具有前代所沒有的平等程度。再說，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環境也相當寬鬆。據說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殺大臣，宋太宗也曾說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盡，不必過分追究。這倒不是虛言，宋代士人好發牢騷，好議論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還好聚眾示威，就連當朝大臣也好結朋黨鬧意氣、黨同伐異，但大不了免去官職當個道觀提舉或流放僻遠地方當個閒官，最厲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監獄。
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頗為優渥舒適，即使不受賄賂不刮地皮，也吃用無憂，就連堪稱清廉自覺的王禹偁，也承認“月俸雖無餘，晨炊且相繼。薪芻未缺供，酒餚亦能備”（《對雪》），更不必說天天吃雞舌湯的呂蒙正和夜夜擁妓豪飲的宋祁。長久以來，“寒士”們的人生嚮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實現的可能。
但從另一面來看，上述特點也強化了文人士大夫對於國家政權的依賴性。唐代文人可以投幕府、考進士、憑門第、走干謁、遞行卷以求仕進，也可以隱山林、遊江湖、人釋道以求高名，而宋代文人可以選擇的自我價值實現之路卻狹窄得多，幾乎只有經科舉考試獲得官位，並由此獲得社會承認和優越的物質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樣廣泛的社會活動，多姿多彩、五花八門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漸漸消失了。用最明顯的例子來說，宋代著名文學家的生活經歷，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適、岑參等人，都要簡單得多。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的束縛。宋代君主很有一套籠絡與挾制知識階層的方法，又很懂得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趙匡胤和趙匡義都好讀書，雖憑藉武力以兵變得天下，卻深知“以文德致治”之理，因而對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是為了藉助文官制度防止武人擁兵割據，控制是為了使意識形態形成統一格局以穩定人心，最終都是為了達到強化君權的目的。所以，看起來宋代君主一再強調“文治”，鼓勵文人仕進，設立許多職位以安置他們，骨子裡對文人並不怎麼瞧得起。宋初時宰相趙普收到錢俶十瓶沙金的賄賂，正巧被宋太祖撞見了，嚇得惶恐謝罪，宋太祖只是一笑，讓他無妨收下，並扔下一句話：“彼謂國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