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我走在上學的路上，看到牆上有個平頂山煤礦文工團首次來許昌演出的海報。這個團是由中國煤礦歌舞團組建的，他們是從北京下放到平頂山工作的。讓我驚喜的是，海報上有“二胡獨奏”，演奏者張啟瑞。我決定不上課了，去這個劇場看看。我從8點一直等到10點，他們終於開始排練節目了。一到二胡獨奏，我馬上跑到最前排，目不轉睛地盯著演奏員，看他是怎麼運弓、怎麼換把的……演員們排完節目都走了，我沒有走，決定一直等到晚上看他們的正式演出，這樣就可以看個免費音樂會了。
我一個人躲在劇場裡，中午餓了，就把自帶的學生午餐給消滅掉。晚上看演出時，我跑到後臺站在二胡獨奏員的旁邊，看他練琴。
他們在許昌共演出三場，連續三天我都是如此。
在“文革”那個年頭，學校是非常亂的，學生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老師不管不問。教室與教室的牆常常被壞學生挖一個洞，剛開始是個小洞，慢慢就變成了可以過人的“門”了。上課時，兩個班的同學開始用彈弓對打，鬧得老師不敢講課，學生不敢聽課。所以，我三天不去學校，根本沒人過問，剛好我可以專心學二胡。到了第三天晚上，我又照常蹲到了這位二胡老師的身旁，他一下子把我摟到懷裡，問我：“你喜歡二胡嗎？”
老師的這個動作，把我激動壞了，甚至激動地話都說不出來了：“是的——我——太——喜歡——二胡了。”
老師接著問：“你多大了？”
“10歲。”這時我才稍微平靜一點。
“你會拉二胡嗎？”張老師帶著疑問的眼神問我，我告訴他，我7歲就開始學了。
他讓我第二天上午10點鐘來劇場二樓找他，我興奮極了，第二天不到8點就到了劇院。大約10點時，張老師以及他們團裡的鋼琴演奏家一起把我領到二樓一個很大的房子裡，有很多演員都在這裡等著看熱鬧。他們全團的人都已經知道了這件事：一個10歲左右的小孩子，自己要來拜師學琴啦！
說來奇怪，面對這個場面，我一點也不害怕。剛一坐下，張老師就遞給我一把琴，我拿起二胡就拉了一段當時最流行的、也是我最熟悉的曲子——《子弟兵和老百姓》。聽完以後，在場的老師們都為我鼓掌，接著就是你一言、他一語，問長問短、問這問那。只有張老師默默無聲，好像若有所思的樣子。記得當時那位鋼琴老師還測試了我的節奏感和音準。張老師把我送出劇場門口時，突然對我說：“你想跟我學二胡嗎？”
聽完這句話，我激動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就好像要跳出來似的，憋得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我勉強擠出了一個字：“想” ！！！
一個月後，我到文工團找到了他。他高興地幾乎把我給抱了起來，我也興奮的熱淚盈眶……
師從張啟瑞以後，我練琴越發刻苦，每天都能自覺練琴四個小時以上。有時為了完成老師佈置的任務，我經常會加上弱音器通宵達旦地苦練。
記得有天晚上，我在河邊全神貫注地練琴，完全忘記了時間。當我發現有很多人從我身邊經過時才恍然大悟，原來已經到第二天早晨，我該回家了。
一旦你喜歡上了音樂或苦練一種樂器後，你的求知慾就會從天而降。
說也奇怪，也許是音樂的作用，我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在學校裡就有不俗的表現，經常讓老師們感到驚訝和不可思議。我在班上絕對是個“調皮鬼”，總愛搞些“惡作劇”影響別人上課。老師為了對我進行懲罰，常會突然把我叫起來回答疑難問題，我總能讓老師滿意得吃驚！後來，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當遇到全班都回答不了的問題時，老師只好無可奈何地拿出他的“殺手澗”，讓我來做“表演性”回答。我的成績總在全學校數一數二。
於是，有些老師開始納悶：為什麼一個課堂上從不認真聽課的孩子，成績總是全校數一數二？
其實，答案很簡單：我從小就有自學的習慣。一本新教材，老師剛講個開頭，我就自學到尾了。個別實在看不懂的地方，就在課堂上認真聽老師講，一聽懂，就開始和班上的“壞同學”們搗起亂了。
音樂和哲學給了我創業激情（2）
到了小學四年級後，我突然變成了乖孩子，不跟“壞同學”們一起玩了，可是總覺得教材讓我吃不飽，想多讀一些課外書。一天，我決定向數學老師借一本難度大一點的數學書。
她非常驚訝地問：“你為何不好好學習教材呢？”
我告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