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量心血和精力。
後來一面打一面談判。我們與金日成有個私下的協議:談判桌上以朝鮮方面為首席,但大政方針由北京作出。李克農駐開城,與北京搞一條熱線。上午談判,下午李克農、喬冠華在開城將談判情況匯總,報到北京,北京在黃昏時已研究完第二天的發言及策略。當時總理辦公室有位筆桿子叫楊剛,具體執筆寫談判發言稿。她寫完初稿交總理,總理連夜修改之後轉發開城,開城李克農主持,吃透精神,指揮前臺進行談判,談判桌上的人基本就是照稿念。《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朝鮮談判的稿子也是由楊剛寫好初稿,然後交總理改定(楊剛在反右鬥爭時自殺了,非常可惜)。談判前後拖了近2年,每天的發言,每天的鬥爭方式方法就是這樣由總理定下來,然後請毛澤東過目審定。那是多少個不眠的日日夜夜啊,總理的工作量可以說比“文化大革命”期間一點不小,只是心情完全不同罷了。
現在,抗美援朝終於勝利結束,志願軍都凱旋而歸,總理怎麼能不高興呢?怎麼能不喝酒呢?又怎麼能勸他不要喝酒呢?
我們心裡明白,這一次總理不但要喝,而且設法不叫他多喝。大凡前線下來的人,剛結束了生死考驗,不會喝酒的人也能變成酒桶,喝半斤白酒不眨眼。何況楊勇、王平本來都是善飲的將領,那酒便熱熱鬧鬧,轟轟烈烈地喝起來,都喝得紅光滿面,神采飛揚。
總理越來越興奮,話也越來越多,這是醉的開始。我們誰也無法干涉,怕破壞了氣氛,只能向志願軍代表們小聲提醒:“喝不少了,該結束了,跳舞吧。”
“好,現在去跳舞。”總理終於接受了我們的建議,揮手招呼大家去跳舞。他已經站不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