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量心血和精力。
後來一面打一面談判。我們與金日成有個私下的協議：談判桌上以朝鮮方面為首席，但大政方針由北京作出。李克農駐開城，與北京搞一條熱線。上午談判，下午李克農、喬冠華在開城將談判情況匯總，報到北京，北京在黃昏時已研究完第二天的發言及策略。當時總理辦公室有位筆桿子叫楊剛，具體執筆寫談判發言稿。她寫完初稿交總理，總理連夜修改之後轉發開城，開城李克農主持，吃透精神，指揮前臺進行談判，談判桌上的人基本就是照稿念。《人民日報》發表的關於朝鮮談判的稿子也是由楊剛寫好初稿，然後交總理改定（楊剛在反右鬥爭時自殺了，非常可惜）。談判前後拖了近2年，每天的發言，每天的鬥爭方式方法就是這樣由總理定下來，然後請毛澤東過目審定。那是多少個不眠的日日夜夜啊，總理的工作量可以說比“文化大革命”期間一點不小，只是心情完全不同罷了。
現在，抗美援朝終於勝利結束，志願軍都凱旋而歸，總理怎麼能不高興呢？怎麼能不喝酒呢？又怎麼能勸他不要喝酒呢？
我們心裡明白，這一次總理不但要喝，而且設法不叫他多喝。大凡前線下來的人，剛結束了生死考驗，不會喝酒的人也能變成酒桶，喝半斤白酒不眨眼。何況楊勇、王平本來都是善飲的將領，那酒便熱熱鬧鬧，轟轟烈烈地喝起來，都喝得紅光滿面，神采飛揚。
總理越來越興奮，話也越來越多，這是醉的開始。我們誰也無法干涉，怕破壞了氣氛，只能向志願軍代表們小聲提醒：“喝不少了，該結束了，跳舞吧。”
“好，現在去跳舞。”總理終於接受了我們的建議，揮手招呼大家去跳舞。他已經站不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