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了，總理感到急迫，忙叫我們去找副統帥。我們分頭到休息廳等處詢問，才知道副統帥已經下了天安門城樓，不辭而別，登車回家了。
總理聽到報告，怔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眼裡有一絲不安的神色掠過。很快便平靜下來。他走到主席那個圓桌旁，向西哈努克解釋說，林副主席今晚身體不好，回去了。
毛澤東自然心裡有數，毫不在意。焰火升空看焰火。焰火沉落就和西哈努克聊幾句。他一生信奉“鬥爭哲學”，不在乎“得罪”哪一個。國內外，黨內外，誰敢站到對立面，他就敢應戰，並且一定要勝利。毛澤東晚年曾經對尼克松的女兒女婿說，他這一生只是“跟斯大林打個平手”。確實，其他內部的外部的對手，他至少在有生之年都是打贏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作為接班人，是毛澤東“欽定”而又史無前例地寫入了黨章。如果同林彪對立起來，於雙方個人而言，不會有贏家。因為政治上的損失，信仰的破滅，權威的動搖和迷信的崩潰都會聯袂而來。正因為中央決策層的人物都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林彪才敢于堅持設國家主席，所以康生才勸毛澤東：“他想當國家主席就叫他當吧……”然而，毛澤東寧願個人冒這種權威動搖，迷信幻滅，歷史留下諷刺性一頁的風險或損失，也不肯苟且妥協，喝斥康生：“你湖塗！”在廬山抓起陳伯達開刀，一舉扭轉乾坤。作為大政治家，毛澤東完全明白有了這個開頭，就不會少了過程和結局。他從不幹“掩耳盜鈴”或“鴕鳥政策”的事，主動開始了一系列的大動作：從批陳整風到摻砂子到命令五員大將作檢討，從思想到宣傳到組織，完全是進攻的姿態。
周恩來同毛澤東不同的是，當矛盾還沒有發展到公開破裂的地步時，他更多考慮的是團結安定，是政治影響，是政策和策略。
記得總理當時很急，找來許多攝影師詢問是否拍照了？拍沒拍下毛澤東和林彪在一起的鏡頭？當攝影人員紛紛表示沒拍下來，本打算等統帥、副統帥交談或表情好時再拍，沒料到始終不曾對話，始終不曾有好顏色，甚至始終不曾互相望一眼。也沒料到林彪會突兀而去，一去再不復返。
總理那天發了點火，向攝影師們講話的表情像是對歷史宣告：“林副主席來過沒有？你們都看見的，來了，是我親自把他請來的，坐了一會兒，可是你們沒有拍下來！”
他在連續講話中，流露了自己的憂慮：“‘九大’提出安定團結，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同全國人民一同歡度勞動節的夜晚，這是多麼重要的宣傳啊……”
確實，“文革”那種整天一驚一乍的日子，誰上天安門，誰同毛澤東在一起，完全成了百姓們判斷政治風雲的晴雨表。幸好有位記者拍下了一張全景，其中毛澤東和林彪雖然互末理睬，表情缺少節日喜慶的光輝，畢竟是坐在一起的唯一一張照片。總理回到西花廳，坐等這張照片，直到杜山把他拍下來的這張照片送到，總理才鬆了口氣。
5月2日，這張唯一的毛澤東與林彪坐在一張桌旁的照片，就顯示“安定團結”地在各報的頭版頭條刊登出來。
跟隨總理幾十年，我從內心深切感受到他是黨內節制、理智、友愛、合作和信任的代表力量，是真誠團結各派別的主要力量。每當出現對抗、衝突和激烈殘酷的交鋒時，他總是透過自己真誠的努力緩解這種對抗和衝突，儘量減少交鋒帶來的損失。然而，一旦這種對抗交鋒的性質轉變了，例如張國燾叛逃到國民黨一邊，例如林彪隨著《571工程紀要》的破敗而叛逃蘇聯，這時周恩來就會挺身而出，勇猛地投入戰鬥。從“9。13”事件那天起，他沉著、冷靜、果斷；統攬全域性，周密佈置，連續戰鬥三天三夜，驚心動魄又不露聲色地解決掉林彪反革命集團。
鄧小平與周恩來同樣是務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思想上的相近與性格、作風上的差異是同樣的鮮明而引人。這種相近和差異，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與毛澤東的關係上。
鄧小平經歷幾十年革命實踐，他像毛澤東曾經做到的那樣，對整個中國的社會、文化、時局以及民眾情緒瞭如指掌；他同時又像周恩來一樣，對資本主義社會，對整個世界有著直接而非間接，具體而非抽象，深刻而非膚淺的認識。這是他最終能成為領導中國人民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設計師”的決定性因素。
鄧小平領導我們走的這條路，正在實現1949年革命的目的，並且基本實現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全部目的。
他開明、開放、達觀；不拒絕任何美好的色彩。從中國五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