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有如下精彩的記述：
我來到橢圓形辦公室，總統首先感謝我作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所做的工作，然後告訴我有兩個重要的外交職位需派人員，一個是駐英大使，另一個是駐法大使。
但我另有打算。駐華聯絡處主任戴維·布魯斯正要離任。我告訴總統，如果讓我選擇，我願要這一職務。
福特彈了彈雪茄，抬起頭了，反問一句：“去中國？”他顯然很吃驚。
“是的。中國。”我重複了一遍，“什麼時候條件成熟的話，我願去。”
對於我要求去中國，福特當然是很吃驚。那時，中美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任命這個職務對福特來說不是什麼難事，因為這不是正式的駐外大使，不需要經參議院表決。
福特望著我，笑著說：“人家都紛紛來向我要求到倫敦、巴黎去，我當然可以考慮你要去北京這個願望，但這需要同基辛格協商，我將與基辛格國務卿打個招呼再正式通知你。”
我聽了之後，稍稍一愣，但沒有在總統面前說什麼。
因為，對基辛格獨佔對華外交，布什是有看法的。他後來說過：“在70年代中葉，如果你是福特政府成員，當你口中吐出”中國“這個詞時，你就應該知道亨利·基辛格的觸角都會抖動，無論博士身在何處———開羅、耶路撒冷還是巴黎。中國是亨利的秘密外交領地，在那裡，博士取得了他在外交上的最大成就。”
布什知道，他如果真的出使北京，就不得不和基辛格打交道，因為美國政府所有涉華事務都必須透過他的監督和批准。在去北京之前，他想進一步瞭解美中關係的一些重要檔案，如：最後導致簽訂1972年《上海公報》的尼克松與毛澤東的談話記錄。但一打聽，檔案都被基辛格手下嚴密地控制起來了。為此，他只好千方百計地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高階官員理查德·所羅門的私人辦公室裡讀到這些檔案，其保密程度可想而知。而當他1974年10月21日飛抵北京上任後的一個月，基辛格又來到了北京。
布什曾在日記中說：“聯大關於中國代表權投票一事，肯定對我不利，儘管中國進入聯合國後我們一直與他們相處不錯。”但是布什在考慮自己的任職時仍然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中國———擔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這個聯絡處是中美雙方在1973年2月22日商定在對方首都設立的代表機構。1973年5月1日聯絡處正式工作，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後升級為兩國大使館。1974年10月17日，布什夫婦離開美國，前往中國赴任，開始了被其夫人芭芭拉稱之為“他們一生中最新奇的政治探險之旅”。在美國政壇顯要當中，恐怕沒有誰比布什更熟悉中國，在駐華期間，他和夫人一起經常騎腳踏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來來往往。
布什到北京後，感覺到他的前任布魯斯處處低調，甚至不參加任何駐北京的各國外交使團的國慶招待會，沒有發揮這個“大使”本應發揮的作用，無法讓別人知道美國在北京的存在。於是他開始主動改善美國在北京外交界的形象，推動美國的中國政策。正好，布什剛到北京不久就收到了阿爾及利亞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邀請。11月1日，當布什夫婦出現在招待會現場時，阿爾及利亞大使“驚訝得好像要昏厥倒地了”。布什在這裡高興地見到了中國人。當天晚些時候。布什會見了喬冠華，並出席了喬冠華為他們設的晚宴。
也就是第二天，1974年的11月2日，布什與鄧小平第一次見面了。布什和聯絡處的官員們一道來到人民大會堂拜會了鄧小平。此時，鄧小平剛剛於1973年恢復工作，擔任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而正式拜會鄧小平是布什上任後的首要工作。在這次會見中，鄧小平和布什談了國際政治問題、農業問題，談了中美兩國保持友好關係的重要性。會談氣氛十分友好，鄧小平滔滔不絕。布什在會見中表現得相當主動，他甚至強調美國的中國政策需要取得明顯的進展，以避免像美國其他政策那樣受到國內斤斤計較的審查。緊接著，布什成功地舉辦了1975年7月4日的美國獨立日招待會。同時，他希望並邀請更多的美國國會議員來北京參觀，但卻遭到國務院的批評，要“打他的手心”。布什在任駐中國聯絡處主任期間，得到了毛澤東的好感，兩次見過毛澤東。在1975年10月19日，布什陪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見毛澤東時，毛澤東對他表示歡迎，並抱怨他為什麼不早來拜訪。布什說他怕毛主席太忙了。毛澤東當場還邀請他再去做客。
基辛格這次訪問北京，是來與中國方面磋商福特總統訪華事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