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打點行李時,蘇聯將5個在蘇聯國土上散發公開信的中國人驅逐出境。總書記在北京市市長彭真、秘密工作首領康生、“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的最後一個成員楊尚昆以及另外3個蘇聯問題專家的陪同下啟程了,這當兒莫斯科上空烏雲密佈。
俄國人還在莫斯科機場上就開始了挑釁。中國空軍的飛機不得不在機場等候數小時,因為同時有一個英美高階代表團抵達。或許碰巧了?或許是有意為之?但不管怎麼說赫魯曉夫在未來的兩週裡全部注意力肯定放在英美代表團上,而不是中國人身上。
7月5日,兩個富有經驗的總書記———鄧小平和蘇斯洛夫之間開始了意識形態的論爭。就在第一天,俄國思想家丟擲了誘人的條件:蘇聯共產黨宣佈準備停止公開論爭,準備
重新派出建設專家,擴大雙邊貿易,重新開始有關中蘇邊界有爭議地區的談判。
由於至今會談紀要像軍事秘密一樣躺在兩個黨的鋼製保險櫃裡,所以我們不得不依據蘇聯口頭傳開的資訊。按此種說法,中國人在整個談判中非常固執和傲慢。據說,鄧宣讀了在北京就寫好的漢語討論稿,沒有回答蘇斯洛夫衝動的反駁。諸如和平的、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道路之類的論點,鄧不客氣地斥為“空話”。蘇聯人總的印象是:似乎中國人對自己“純潔的思想”感到驕傲。
當然,中國共產黨人透過建設性建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為了回到列寧的共產國際的和睦氣氛,鄧建議召開所有共產黨參加的國際大會。聰明的四川人要求,代表名額要按黨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來確定。這個毫不妥協的談判首領是否想故作天真激怒他的對手,給蘇斯洛夫設下圈套?蘇聯人對中國人的毫不讓步一天比一天感到惱火。
鎖著的門背後雙方正在談判桌上你來我往,外面,兩黨的宣傳機器在唇槍舌劍。7月14日,剛好是中國人發表公開信後一個月,蘇聯人反應過來了,丟擲了他們的公開信。信裡向人們呼籲“蘇聯愛國主義”和“人類友愛”。他們憤怒已極,像純粹說教的傳道士一般,說中國人居然敢攻擊“偉大列寧的黨、共產主義的發源國、世界上第一個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人民”。與此同時,在整個蘇聯出現了一股巨大的反華浪潮,不管是工廠集會還是群眾集會。7月19日,赫魯曉夫同匈牙利總理卡達爾出席了莫斯科的群眾集會,他親自接過了攻擊的長矛。中國代表團對黨的首腦突然摻合進論爭吃驚不小,因為他在鄧抵蘇後不久還讓人去賠禮道歉呢。
同堅韌的中國人爭論的是純粹路線問題,克里姆林宮的首腦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隔幾間房子遠的地方,他同外長葛羅米柯正與美國總統特使A·W·哈里曼和英國政府代表洛德·黑爾什姆在談判停止核試驗條約。這個條約也涉及到中國的利益。條約簽字者有義務:在大氣層和外層空間、在陸地上和水中停止核試驗;不向第三國輸送核武器。
赫魯曉夫在紅場上出席反華集會後不到24小時,蘇斯洛夫和鄧就中斷了陷入僵局的會談。公報上簡短的說明是:無一定期限地推遲。最後,冷若冰霜的爭論有了一絲友好氣氛:在中國人歸國前的晚上,赫魯曉夫令人吃驚地出席了雙方參加的宴會。在驚愕的氣氛中,大酒量的俄國人和善飲的四川人互致祝酒詞。他們打了9年交道,之後再也沒有會過面。
直到今天,鄧小平對那以後不久被推翻的黨的首腦的評價仍是否定的。1980年8月他說:赫魯曉夫對中國人不好。相反斯大林多少還為我們做了點好事,建國初期,他真誠地幫助過我們,建造和改造更新工業裝置,這些都是有助於中國經濟基礎的。當然,我們並不是無償地接受援助,而是必須付錢的。但赫魯曉夫一上臺一切都變了。他宣佈了斯大林時代簽的條約和100多份合同無效。
當總書記同他的談判代表團1963年7月20日離開莫斯科機場時,人們的印象是,他離開了敵對的土地:出於安全的原因,代表團分乘兩架飛機。堅定的“反修戰士”的飛機還未在北京機場完全停穩,黨的領袖們就急匆匆地走向跑道。他們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還有江青———毛野心勃勃的夫人。鄧以前從未受過如此不同尋常的禮遇。
從那時起中蘇關係急速地走下坡路:1966年兩黨關係破裂,兩年後關閉了蘇聯駐北京大使館,1969年達到最低點———在烏蘇里江發生邊境武裝衝突。
如果說鄧曾經追打過俄國熊,那從1979年以來他就是想馴服它們。在他的倡導下,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家們悄悄地沒再指責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