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提倡這個。”鄧小平說，“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個人做得出來的。所以就我個人來說，我從來不贊成給我寫傳。我這個人，多年來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錯事。‘文化大革命’前，我們也有一些過失，比如‘大躍進’這些事情，當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沒有反對過，說明我在這個錯誤中有份。如果要寫傳，應該寫自己辦的好事，也應該寫自己辦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錯事，所以還是不寫的好。”
鄧小平坦誠地告訴中國人民也告訴世界自己在“大躍進”上也犯過錯誤，這種偉人的心胸是開闊的，是向前看的。他吸取經驗，把個人融入集體，不搞個人崇拜，這就是鄧小平的歷史智慧。
這時，華萊士突然提到一個人們普遍關心但確實沒人敢問的問題：“每個人都會問這樣的問題：在過去幾年中，鄧小平幹得不錯，現代化搞得不錯，經濟在發展，人們不像以前那樣擔心害怕，但鄧小平以後情況會怎樣？是否會回到以前的狀況？”
鄧小平穩健地揮了一下手，堅定地說：“肯定不會。因為確定現行政策會不會發生變化的主要依據是現行政策對不對。對國家來說對不對？對人民來說對不對？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過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現行政策只要一改變，人民生活肯定會下降。如果人民認為現行政策是正確的，誰要改變現行政策，誰就要被打倒。”
□鄧小平告訴華萊士：“我明年在黨的十三大時就退下來。但到今天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對聲。”
不知不覺，原定一個小時的採訪已經超過了。
可是華萊士的提問單上還有好些問題在後面排著隊呢！不問吧，機會難得；問吧，82歲的鄧小平能同意嗎？
最後華萊士還是鼓起信心請求鄧小平將原定的一小時採訪時間再延長20分鐘，哪怕是10分鐘也行。
鄧小平爽快地答應了，還笑著說：“我又犯了一個錯誤，違反了只談一小時的協議。”
鄧小平的幽默把華萊士也逗樂了。
在剩下的時間裡，華萊士又問了兩個大問題。
華萊士問道：“您說過，您要活到100歲，然後可以去見馬克思。到那個時候，馬克思旁邊可能還坐著毛澤東，他們可以對您說些什麼？”
華萊士的這個提問有些幽默，但其難度不能不說不高，這涉及到意識形態和中國的基本路線。
鄧小平略加思考，巧妙地堅定地說：“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一直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我們過去幹革命、打天下，能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因為有這個信念，有這個理論。革命勝利以後搞建設，我們也遵循馬克思主義原則搞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人們常常忘記是什麼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事。”
華萊士緊追不捨：“毛澤東逝世已經10年了，他對現在的一些事情怎麼看？現在的領導人主張致富光榮，主張個人幸福，允許私人辦企業，準備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論自由，這一切同毛澤東的主張都不一樣，毛澤東會怎麼看？”
“有些不一樣，但有些原則還是一樣的。”鄧小平回答得相當乾脆，他接著說，“現在毛澤東思想還是我們的指導思想。我們有一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解答了這些問題。”
“但是我還是不清楚，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是不一樣的。看來中國現在在進行一場新的革命，至少是試圖進行一場新的革命。”華萊士用他成熟老練的記者的眼光來觀察分析中國，不能不說他的眼光是犀利的。
鄧小平很高興地說：“這個話是對的，我們也講現在我們搞的實質上是一場革命。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現在做的事情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我們要摸索前進。幹這樣的一場革命，又是一個新事物，難免要犯錯誤。我們的辦法就是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
這時，華萊士低頭看了一下時間，說：“最後一個問題。您是中國的第一號領導人物，您準備在主要領導人和主要顧問的位子上，再留多長時間？”
這其實就是問中國領導職務制度改革的這個大問題。
鄧小平坦率地說：“我提倡廢除終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義大利記者法拉奇談話時說，我幹到1985年就行了。現在超過一年了。我正在考慮什麼時候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