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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西班牙統治,以及隨之而來的廢除奴隸制,加速了王公貴族們的衰落,而烏爾比諾醫生正是在那種環境中出生和成長的。昔日的名門望族靜靜地呆在他們撤去防衛的宮殿和城堡裡,深居簡出。在一度十分有效地防止了海盜突襲登陸的用石塊砌的城牆上,雜草沿著牆頭爬了下來,在石灰粘縫的牆上開啟裂縫,哪怕它是本市最豪華的府邸。下午兩點鐘,這些府邸唯一有生氣的標誌就是在午休的昏暗時刻傳出無精打采的練琴聲。裡面,在充滿香氣的涼爽的臥室裡,女人們躲避陽光就像躲避瘟疫那樣。即使在做早彌撒的時候,她們也用毛巾蒙著臉。她們的愛情來得又遲緩又艱難,而且往往被不祥的預兆擾亂,生命在她們看來是無盡頭的。傍晚時分,在交通擁擠的時刻,黑壓壓的長腳墳子從沼澤地裡飛起來,好像一團團烏雲,追趕著路上的行人。同時,難聞的人糞尿味也從那兒湧來,熱乎乎地撲到人臉上,擾得他們心煩意亂,確信那是死神送來的資訊。
年輕的烏爾比諾在令人憂鬱的巴黎常常懷念的那座殖民城市的生活,此刻也只不過是記憶中的一場幻夢。在十八世紀,它的貿易在加勒比海地區是最繁榮的,尤其是由於它的令人詛咒的非人的特權——這裡是美洲最大的黑奴市場。此外,它還是新格拉納達王國總督的傳統駐曄之地。總督們喜歡呆在那兒,面向世上的大洋進行統治,而不願意住在遙遠寒冷的首都,生怕首都連綿不斷的毛毛雨打亂他們對現實的理解和認識。滿載波多西、基多和維拉克魯斯的巨大財富往來於美洲和西班牙的大船隊,一年幾度要在這裡的港口彙集,那是這個城市最榮耀的黃金時代。一七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點鐘,聖約瑟大帆船載著時價五千億比索的寶石和貴金屬起航,開往加的斯,剛出港口就被一支英國艦隊擊沉,直到漫長的兩個世紀以後還沒有打撈上來。那批躺在海底珊瑚間的財富和斜著身子漂在指揮台上的船長的屍體,經常被歷史學家們作為那座被淹沒在記憶中的城市的象徵提及。
烏爾比諾醫生的家坐落在港灣另一邊的拉曼加住宅區。那是一幢舊式房子,一座寬大涼爽的平房,室外平臺上建有陶立克式的柱廊,從平臺可以看到散發著瘴氣、佈滿遇難船隻殘骸的水塘。從門口到廚房,地板上都鋪著黑白相間的方格瓷磚。不止一次,這一建築都歸因於烏爾比諾醫生的別出心裁,而忘記了那是本世紀初葉,建築那個暴發戶住宅區的加泰隆尼亞建築師們的共同弱點。寬敞的客廳象家中所有的房間一樣,天花板很高,臨街有六扇落地窗。客廳有一扇巨大的石色古香的玻璃門和飯廳隔開,上面雕著茂密的葡萄藤和一串串的葡萄,還有金色的林中牧神和受他的蘆笛誘引的姑娘。客廳裡的傢俱,包括活哨兵似的壁鐘在內,都是清一色的十九世紀的英國貨,吊燈上裝飾著水晶墜子,蘇雷斯的各式花瓶和異教的石膏情人小雕像處處可見。但是,那種歐洲傢俱在家裡的其他地方並不多見。在別的房間裡,既擺著藤製扶手軟椅,也有維也納搖椅和當地手工製作的皮靠背椅。臥室裡除了床,還有聖·哈辛託的豪華帆布躺椅。躺椅上用絲線以哥特文字繡著主人的名字,四周還垂著彩色的流蘇。飯廳的一旁有一塊地方,原來是用來舉行盛大宴會的,後來成了小音樂廳,每當出色的演奏者來到本市時,主人便邀親朋好友來開音樂會。花瓷磚地面上鋪著從巴黎萬國博覽會上買來的土耳其地毯,為的是使環境更為幽靜。近處擺著整整齊齊的唱片架,放著一臺時新的電唱機。在房間的一角,有一架用馬尼拉大披巾蓋著的鋼琴,烏爾比諾醫生已有多年不彈琴了。這個家裡,到處可以看出一個務實的女人的精明和操勞。
然而,最莊嚴肅穆的地方要算書房了。它可謂烏爾比諾醫生在進入老年以前的聖殿。那裡,在他父親的胡桃木寫字檯和皮革安樂椅四周,鑲滿一道道上過釉的擱板,把牆壁甚至窗戶都遮得嚴嚴實實。擱板上整整齊齊地放著三千冊書,全部用小牛皮精裝,書脊燙金。其它房間都充滿港口的喧鬧和汙濁空氣,書房恰恰相反,它有著修道院的寧靜和芬芳。烏爾比諾醫生和他的妻子是在加勒比海海邊誕生和長大的,那兒有一種迷信的說法:開啟門窗可以引進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涼爽空氣。所以起初他們關在那座書房裡感到呼吸侷促。但是,最後他們終於相信了羅馬人對付炎熱的好辦法,就是在悶熱的八月,白天把門窗全部關閉,不讓街上的熱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