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循著歐洲的啟蒙運動,讚揚中國為社會上和諧的好榜樣,或者像法國的重農主義者一樣,相信中國人總是將注意力集中在要緊之處,再不然又可以學著當日的技工,欣賞著各種中國式(chinoiserie)的物品,從柚木桌椅上的鏤空雕刻到幾尺高的漆器花瓶。其外表有如綢緞之精美。可是片面的優雅高尚只引起另一方面的危機和危險。公元1800年距鴉片戰爭只40年,那一天來臨時,中國和滿洲計程車兵要用過時的梭標與大刀對付一群以540尊火炮擺在16艘船艦之上渡海而來的敵人。以後尚有接著而來的150年苦難事蹟,這些事蹟也都是源於同一基本原因而產生的壓力與緊張性,一路下去終至於文化大革命。外間的觀察者看不清其來龍去脈,所做分析,才會以“瘋狂的根源”(Root of Madness)為題。
我們雖對18世紀中國有苛刻的批判,其用意無非說明此中確有“根源”,但無“瘋狂”。假使讀者願意追溯深遠的話,則表面上看來不可思議的地方仍有其解說。其根源出自地理,也出自歷史。在那情形之下,1800年並不是一個分裂點,它是一個適宜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