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足為中國再度統一之累。
從拓跋國家的全部歷史看來，我們也可以看出事勢的發展具有某種定型：在統一的過程中，其決定性的力量由北至南，由西至東，亦即是從內陸經濟較落後的地區吞併接近水道交通，內中人文因素較為複雜的地區。因其重點在均勻一致，組織上又要寬闊，於是鮮卑民族得以取得領導地位。只是一入洛陽，他們也建造高巍的樓臺和富麗的花園。以我們今日的眼光看，我們用不著抄襲前人所言，認為驕奢淫佚必敗人品德，只是從6世紀中國之再統一的立場上講，元宏之漢化，使原有組織中的簡單一致脫離掌握，而此時拓跋的領導集團仍應保持這種特色。
楊堅掌握時勢結束分裂
6世紀中葉，無數的宮闕之變使上端來歷紛壇的貴族整肅潔化。這和中國開始分裂的局面相較，可算是與以前的方針恰好相反。後漢覆亡前夕，地方政府失去掌握，影響到宮廷的不穩。此時趨向統一，地方的情形已相當的整體化，而要求上端的政府也採取流線型的一致，以便對帝國的統治具有實質作用。
洞悉此中奧妙的人物乃是楊堅，他此時為隋國公，日後為隋朝創業之主。楊堅承襲父業，在北周朝中為有威權的武將，他的女兒已和宇文家裡的繼承人成婚。公元577年，他隨著北周宇文家裡的皇帝攻取北齊。一年之後皇帝駕崩，楊堅之婿以太子嗣位，此人也只活了兩年。無人能夠確定的說出此三年之內西安宮廷內的實況。是否楊堅因自衛而行動？或者是他的陰謀，志在將宇文家室斬斷殺絕？事實上，他於公元581年宣佈隋朝成立之前，北周宇文家59個王子皇孫均遭慘死。
楊堅道地十足的有馬基雅弗利的作風。他能因看到百姓的食物內雜糠渣而流淚：他的百官穿布制的袍服。他命令親信以賄賂引誘自己手下的官僚，其中計者必死，如是在行動上有如今日美國所謂的“敲詐行動”（sting operations）。過去的歷史家曾對此隋朝創業之主既褒且貶。他的殘酷而兼帶著道德的名分，在我們看來已不足為奇。此間我們將之提出，旨在揭示中國的再統一，需要重新制造出一種以紀律自重的官僚體制，其道路是多麼的遙遠。
只有明白如此的背景我們才可看穿：一待基礎具備，以軍事行動達到統一的目的，並不十分難為。一種文官組織熟練於鄉村的情況，可能在組織以農民為骨幹的大部隊時，盡其徵集兵員籌備糧餉之能事。具備瞭如此的條件，再加以數目上的優勢，勝利已在掌握中。公元577年年，北周動員15萬人，逼誘齊軍出戰，雙方交鋒於今日山西臨汾附近。雖說其間也穿插著部署與攻城情事，但其具決定性的戰鬥不過半日。當日近黃昏，東方的帝國已成往跡。楊堅之攻陳（此即南方宋齊梁陳四個朝代的最後一個）費時兩個半月，時在588及589兩年交會之間，據說用兵51。8萬人。陳國始終只在建康（今日之南京）國都附近作象徵式的抵抗，如此這般就結束了中國過去三個半世紀的分裂局面，恐怕連當日參戰的人士，也不能看清幕後的各種玄機。
第十章 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唐初以均田、租庸調等制，奠下立國根基，又以無比的自信包容異族文化，融鑄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風采。然而隨著人口增加及流動頻仍，上述制度漸漸無法應付日趨繁複的地方事務，結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則日漸削弱。在中央與地方權力消長的情勢下，迸發了中唐安祿山的反叛，此一叛舉又加速此一情勢的惡化，最後黃巢得以聚眾流竄於帝國內部十餘年，終至掏空唐朝的威權體制。
7世紀的初唐，是中國專制時代歷史上最為燦爛光輝的一頁。當帝國對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際，其內部組織，按照當時的標準看來，也近於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積月深。
這也是一段創造系統的時期。拓跋魏所開始的均田制重新頒佈，原則上耕地繼續歸於國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給田100畝，其中80畝為口分田，年老時退還政府；20畝為世業，可由家人承繼，每3年編造一次戶籍。隨著均田制也有整齊劃一的稅收制度，納稅義務包含租、庸、調三項，租為每丁粟2石，調為綾絹2丈，庸則歲役2旬。以100畝的田土為基數，以上賦役的比重算是很輕的，所以在最初100年內，人戶的登記不斷增長，國家倉廩庫藏也愈為充實，上下之間呈現一片和諧融洽的景象。
初唐的繁榮壯盛
府兵制即緊接著戶口登記而設，其原則是選農為兵，服役的時間內地與邊防不同，根據一種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