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未貸款，其縣令也不得不在田賦上附加，以抵作應向上級繳付的利息。市易法也無從吸引太多商人與政府做生意；他們大多數害怕與衙門牽連。於是官員親自督賣，使批發商絕跡，貨物價格也只好由這些官員自定。有一次甚至有官衙人員在街上賣冰塊與果品，被皇帝譴責。至於徵收免役錢等於責成在鄉村中實現金融經濟，實際上政府早應組織銀行，提倡保險，擴大批發業務，凡此都應當在城市之中著手。
而保甲法卻又與王安石其他新法背道而馳。向全體農民徵兵有如以前各朝，必以均田作基礎，因為當兵的義務時以視作每戶都納同等之稅，而稅率又輕的情形下的附帶條件。宋朝既已將稅率提高，又促進金錢的流通，則全面徵兵必使窮困之家更為不堪。而以方田法整理田賦也遇到技術上的困難。例如公元1082年，開封府報告每年測量只及於兩縣，全府之19縣須10年才能測量完畢。當這報告提出時，當中已經蹉跎10年了，因方田法案最初是在1072年提出的。
新法的失敗
新法既然遇到如此不能克服之障礙，不免使人懷疑，當初有何憑藉使其得以被提出？而且既已失敗，為何又一再被挽回重用？在答覆這問題時，我們必須知道，宋代官僚固然缺乏今日之眼光，無從洞悉金融經濟之管制有待於各種預備工作之就位，而此種條件，超越了他們所處的時代。然則缺乏這樣的眼光，也使他們不敢站在我們的立場，武斷地認為新法必不可行。新法是一種試驗，也是一種奮鬥。這是他們的試驗與他們的奮鬥。
倘使新法不作為全國一致的法令頒佈，而由若干地方官或若干帶特殊性質之官僚將其區域性提出實行，其成敗則未可知。但倘使如此，沒有上級的督責，也無固定之目標，這些措施，亦不足以稱為以金融管制操縱國事。可是在較小規模之內，政府之活動滲入私人貿易之中，並非全不可行。例如唐朝之劉晏即曾將手下所管理之商品買入賣出，因而獲利。在王安石將新法推行於全國之前，他任鄞縣縣令，他亦曾將公款貸與農民生利，而得到彼此滿意的成果。類似的事蹟使趙頊和他的兒子們滿以為反對新法者是有意阻撓。而使局勢更為複雜的，則是不論新法適合實況與否，它一經頒佈通行，收回亦至為不易，將其廢棄也會產生甚多不良後果，所以主持的人不得不躊躇。總之，王安石之進退，擾攘北宋半個世紀，牽涉到力不從心的君主，也確實引入用心可疑的臣僚。只是我們看到主要人物之實力和風格，而他們也卷人漩渦之內，則可以斷言這段事蹟，只是時代的矛盾。中國政治統一的程度遠超過國內的經濟組織，繼續發展的結果，只有使兩者都受挫折。
第十二章 西湖與南宋
歷經“靖康之難”的劇變，宋高宗群臣於風雨飄搖中，在臨安（杭州）重續宋朝命脈。這一身兼製造業中心的南宋國都，繁華不下於《清明上河圖》中所描繪的汴京景象。然而，儘管帝國掌握了豐富的資源，但缺乏適當的服務性事業為之週轉，使得經濟上未能突破，影響所及，軍事也積弱不振。因此，在金和蒙古人的連番侵迫下，只有走上滅亡一途。
杭州（臨安）在隋朝已負勝名。南北大運河開創後，它是南端終點。它與開封不同，後者大體上是一座消費城市，購買力操在政府官員及其家屬和隨從手裡。南宋的國都——杭州，則是製造業中心。造船業、絲織業、瓷器與紙張的製造在南宋尤其突飛猛進。
西湖勝景
對現代的旅遊者而言，離杭州近在咫尺的西湖，是觀光者必往的勝地，當初該處是杭州灣的一部分，迄至公元7世紀前期尚且如是，後來靠錢塘江的一面被阻塞，年久月深，湖中的鹽水也就變成淡水而成了今日的西湖。
西湖在面積上只比杭州市略小。兩座大堤將西方及西北方曲折的湖岸距離縮短。白堤以白居易而得名，直通孤山。蘇堤則始於蘇東坡，他是詩人、畫家和散文作家，在11世紀曾劇烈反抗王安石的改革。雖說他和白居易兩人之間相隔近300年，但他們前後都曾在杭州一帶任地方官，也曾前後疏浚此湖。兩座長堤即他們的工程所留下的遺蹟。如此看來，中國傳統政府以具有美術觀念的人才為官僚，有其用心設計之奧妙，雖說兩人同在西湖留名也算事出偶然，但其注重環境之保養與生態學則已勝過一般官吏。
中國一本歌劇稱為“白蛇傳”者，以西湖為背景，最近在美國風靡一時。揭幕時觀眾即面臨湖岸。兩隻蛇之精靈，一白一青，已變成兩個姣好的女子，名叫“白素貞”和“小青”。她們在白堤上邂逅一個年輕男子許仙。素貞與之一見鍾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