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相關的。在羅馬，德國大使在齊亞諾的陪同下，帶著當日早些時候草就的那封不尋常的信，正步走入維內西亞宮。3時20分，漢斯·格奧爾格·馮·馬肯森大使將那份檔案遞交給了墨索里尼。蘇德條約深深地打動了墨索里尼。與所有政治家一樣，他也非常欣賞一舉而得的傑出的外交成就。然而，他畢竟講求現實，不能不面對這個事實：在阿爾巴尼亞表現如此軟弱無力的義大利軍隊，並不具備打一場真正的戰爭計程車氣、訓練和技能。他未對馬肯森如此說，只說他同意：他完全同意莫斯科條約，“毫不動搖地反共”，不管發生什麼情況他都支援元首（這點，他明確地作了強調），且“無條件地、傾全力”支援。
馬肯森一走，墨索里尼便自己改變了主意，或別人讓他改變主意。據齊亞諾說是他，說服墨索里尼作書面回答的，是他讓他坦率地承認，義大利未作好戰爭的準備，只有在德國立即給義大利運送足夠的“軍需品和原料，以抗擊英法兩國矛頭指向我們的進攻”的情況下，義大利才能參戰。
與此同時，義大利駐柏林大使也在向元首解釋說，義大利總理的答覆已在半途。正當希特勒在等待下一個來訪者法國大使考倫德雷時，一名副官送來一份英國的新聞報道。站在希特勒身後的施密特，掃了一眼這份報道。英國和波蘭則在倫敦簽訂了互助條約。希特勒沒有做聲，思考著。顯然，他對此很是關切。幾個月以來，這份條約都因這個或那個原因而推遲簽訂。哪天都不籤，恰恰在他向英國作出“最後的”建議後幾小時便籤——這決不是偶合。保證軍援（即使永遠得不到實行）這一承諾，可能會給波蘭人帶來一些虛偽的安全感，因而令波蘭人拒絕與德國談判。
下午5時30分，考倫德雷終於被領進元首辦公室。希特勒對波蘭的挑釁大發雷霆，對德法兩國間可能發生戰爭一事表示遺憾。“有時我有這個印象”，施密特回憶說，“就是說，他在機械地重複他對漢德遜說過的話，卻心不在焉。顯然，他是急於要結束這次會見。”他站起身來，示意會見結束，但高傲的考倫德雷卻不反駁，但並不甘休。他的話鏗鏘有聲，使施密特永遠不會忘記：“在目前如此嚴重的局勢下，總理先生，誤解是比什麼都危險的。所以，我要把話說清楚，作為一個法國軍官，我可立誓，若波蘭遭到進攻，法國的軍隊將站在波蘭一邊，與波蘭一起作戰。”接著，他又向希特勒保證為了維護和平，他的政府準備作出一切努力，一直到最後！“那末”，希特勒生氣地喊道，“你們為什麼給波蘭一張空白支票，讓它為所欲為？”法國大使還未來得及作答，希特勒便跳了起來，再次長篇大論地攻擊波蘭。“不得不向法國開戰，這對我也是痛苦的，但決定權不在我這裡。”他把手一揮，把大使打發走了。
一分鐘後，下午6時，阿託利科進來了。他身上帶著墨索里尼的那封信——是齊亞諾用電話口述的。在英波條約筆墨未乾、在考倫德雷明確宣佈法國的意圖後，義大利不準備戰爭的訊息，“像一顆炸彈”炸在元首身上一樣。對他來說，這是“盟友”的背叛，是完全沒有意料到的。不過，他控制住了自己，只簡單說了一句“我會立即答覆的”，便打發墨索里尼的使者上路。阿託利科剛出門，施密特便聽見希特勒在喃喃自語：“義大利人的行為與他們在1941年的完全一樣。”
客廳內，人們在傳遞著隻言片語的訊息，使客廳成了謠言和反謠言的陷阱。戰爭似乎不可避免了。以威茲薩克為例。
他認為，阻止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以及戰爭爆發後義大利撂下德國不管讓他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二。在辦公室內，希特勒對凱特爾將軍說：“立刻停止一切。馬上把勃勞希契找來。我需要談判的時間。”
凱特爾匆匆出來，進了客廳。“進軍令還得再推遲”，他緊張地告訴他的副官。於是，訊息便傳開了：戰爭威脅在最後一分鐘被取消了。元首又回頭談判去了！一聽此訊息，人人都鬆了一口氣——希特勒的總副官魯道夫·施蒙特除外。
他陰鬱地對瓦爾利蒙說：“別高興得太早。這不過是推遲而已。”恩格爾上校也與施蒙特一樣深為關切。這位陸軍副官從未見總理如此“大混亂”過。元首甚至與赫維爾——元首歷來尊重他的意見——也爭得面紅耳赤。希特勒打賭說，若與波蘭開戰，英國肯定不會參戰。“我的元首”，赫維爾斷言，“千萬別低估了英國人。一旦看到別無其他選擇時，他們會頑固地自行其事的。”希特勒怒得不想辯論下去，轉身走了。
戈林也相信，英國人的警告並非只掛在嘴上，便想偷偷和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