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時期，南京大屠殺是一個無法言明的邪惡的代名詞，深深地藏在我的腦海中。但是，在我印象中的南京暴行缺乏具體的細節和範圍，也很難區分究竟是傳說還是歷史。中學時，我尋遍了當地的圖書館，想更多地瞭解這次大屠殺的情況，但一無所獲。我覺得很奇怪：如果南京的暴行真是那麼駭人聽聞，真的像我父母堅持說的是人類歷史上一次最殘酷的屠殺，那為什麼沒有把它寫下來？作為一個孩子，當時的我並沒有想到去伊利諾伊大學浩瀚的圖書館系統繼續調查，我對這件事的好奇心也很快溜跑了。
南京的暴行再次闖入我的生活幾乎是在20年之後了。這時的我已為人妻，作了一名職業作家，在加州聖巴巴拉過著平靜的生活。聽一個搞電影片的朋友說，有幾個東海片的製片人最近完成了一部關於南京暴行的紀錄片，但由於搞不到資金，無法進行宣傳和發行工作。
這位朋友的話重新激起了我的興趣。不久，我就同兩個紀錄片製片人談起了這個題目。一位叫邵子平，是華裔美國人社會活動家，曾在紐約為聯合國工作，是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聯合會的上屆主席，協助製作過錄影帶《馬吉的證言》。另一位是湯美如，一位獨立的電影製片人，曾與崔明慧合作了專題片《以天皇的名義》。邵子平和湯美如介紹我進入一個社會活動家的圈子裡。他們大多是第一代的美籍或加籍華人，像我一樣，都認為應當在所幸存的受難者去世以前，把南京暴行的真相記錄下來並公諸於眾，直至討回南京浩劫的賠償。還有人要把他們對戰爭的記憶傳給子孫後代，以免後人在被北美文化同化的過程中，忘卻自己的歷史遺產中的這一重要部分。
近年來，在華人集中的城市中心地區——像舊金山的海灣區，紐約，洛杉磯，多倫多和溫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