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一個正在後院茅舍裡強姦婦女的日本兵後，把他交給他的上司處理，可那日本軍官也只不過煽了這個流氓一記耳光而已，再沒有別的懲罰。
情況很糟糕，拉貝失望極了——因為他和其他20幾個人只能有限地保護成幹上萬左右的市民免遭5萬多日軍的傷害——不過他井沒有表示出來。他知道，最關健的是不能讓日本人覺察到他們有絲毫的軟弱，井且要以“一種不可一世，專制的姿態和力量”擊潰對方。
值得慶幸的是，拉貝的納粹黨員身份使許多日本兵在準備更為殘酷的傷害中國難民時有所顧慮——起碼是在他面前，當地基督教青年會的秘書喬治·菲奇寫道：“一旦他們中的任何人提出抗議，〔拉貝〕就把他的納悴袖章伸過去，還拿著自己的納粹勳章，並且是國家最高勳章，問他們認不認得這是什麼。這樣做總是很管用！”日本兵似乎非常尊敬——有些時候甚至害伯——南京的納粹。當日本兵毫不猶豫地毒打美國人，用刺刀襲擊他們，甚至將一名美國傳教士順看一段樓梯推下去之時，他們對待拉貝及其同胞們卻表現出相當的剋制。有一次，4名日本兵正在幹著強姦、搶劫的勾當，當斯珀林的納粹袖章出現在他們面前時，他們尖叫著“德國人！德國人！”逃跑了。還有一次，正是納粹袖章救了拉貝的命。一天晚上，一群日本兵闖入他的住所，拉貝打著手電筒迎了上去，其中一名士兵掏出手槍，準備射擊，可當他意識到“朝一個德國人開槍會惹出亂子時”，便住手了。
如果說日本人對拉貝懷著某種敬畏的心情，那麼中國難民們則是深深地敬愛著他。對他們來說，拉貝是將他們的女兒從縱慾狂的魔掌中、將他們的兒子從機關槍槍口下解救出來的恩人。拉貝在安全區營地出現時，會引發人們一陣陣的歡呼聲。有一次他到安全區去，上千名中國婦女哭喊著撲倒在他面前，請求拉貝保護她們，她們聲稱，寧願就地自殺也不願離開安全區遭受日本兵的姦汙和折磨。
拉貝不斷地給處於恐怖狀態的難民們打氣，使他們儲存活下去的願望。每當住在院子裡的女難民生產，他就會為新生兒舉辦小型生日慶祝會。每個新生兒都收到一份禮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正如拉貝在給希特勒的報告中所言——“在中國女孩沒有男孩值錢。”）更具象徵意義的是，當男該子出生時，便取名叫拉貝；如果是女孩子呢，就用他妻子的名字，叫多拉。
拉貝的膽識和慷慨最終贏得了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其他成員，甚至包括那些從根本上反對納悴主義的人。喬治·非奇寫信給她的朋友們說，他簡直也“想戴納粹徽章了”，以與拉貝和在南京的其他德國人保持友誼。甚至連羅伯特·威爾遜大夫，這位對納粹主義深惡痛絕的人，也在給家人的信中讚揚拉貝說：“他在納粹圈子裡很突出，透過在過去幾周裡與他的密切接觸，我發現他是一位非常傑出的人物，有著一順充滿仁愛的心，很難將他的人格與他對‘德國元首’的尊崇結合起來。”
南京城唯一的外科醫生
南京城的外科醫生都撤離了南京，只有羅伯特·威爾遜先生留了下來，這並不奇怪，他出生在這裡，井在這裡度過童年時代，南京在他心目中佔據著特殊的位置。1904年，羅伯特·威爾遜生於南京一個基督教美以美教派家庭，這家人曾在南京建立了許多教育機構。他的叔叔約翰·弗格森創立了金陵大學。他的父親被任命為該城牧師，也是中學教師，而他的毋親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希臘學者，能流利地講好幾國語言，她在南京城中為傳教士子女開辦了一所學校。十幾歲時，羅伯教·威爾遜跟著珀爾·巴克（中文名賽珍珠——編注）學幾何，賽珍珠後來因寫了一部中國題材的小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威爾遜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並展示出非凡的才華。在17歲時，他獲得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獎學金。大學畢業後，他在康涅狄克州的一所高階中學教了兩年拉丁文和數學，後又進入哈佛醫學院深造，此後便在紐約聖盧克醫院作見習醫生，在這裡他與一位護士長相愛並結婚。威爾遜不願在美國繼續發展，他認定自己的未來應該在故鄉南京，於是便攜帶新婚妻子於1935年回到中國，在金陵大學醫院行醫。
最初的兩年生活對威爾遜一家來說也許是最為美妙和愜意的。生活節奏舒緩而令人陶醉——他們與其他傳教士夫婦共餐，參加外國使館舉辦的高雅的茶話會和招待會，在配有私人廚師和僕役的鄉間別墅聚會。晚上他閱讀中國古文，並在一位私人家庭教師的指導下學習，以提高中文水平。每星期三下午休緩時，他便去打網球。有時他和妻子一起去湖邊，在小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