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裡拿著炊具，肩上扛著一箇中國孩子，其窮困然而誠實的農民的父母望著他（這名士兵），望著這位好叔叔，充滿感謝和家庭的幸福”。右上角的文字說：“回到家鄉來！給你飯吃！信賴日本軍！可得救助！”
同時，日本人在南京和上海舉辦富有魅力的招待會和傳媒活動以轉移人們對種種暴行的注意力。2月份，一名日本將軍邀請外國外交代表出席南京日本大使館的茶會。他吹噓日本軍隊紀律嚴明舉世聞名。在日俄戰爭和滿洲戰役中不曾發生過一起違反紀律的事。將軍說道，如果出於某種原因日本人曾在南京施暴，那只是因為中國人民在外國僑民——當然，指的是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煽動下抵抗他們。但是，也夠奇怪的了，在同一個講話中將軍自相矛盾地承認，日本兵曾把怒火發洩到老百姓身上，因為進逼南京的過程中，他們找不到一點可吃或可用的東西。
然而，日本新聞界無法在席捲南京的放火、強姦、謀殺事件上愚弄外國外交團體。2月中旬，日本人在上海舉辦了一場軍樂會，還有藝妓和報社攝影記者參加。然而，一名德國外交官觀察到，歡慶的活動在進行的同時，“一個母親因為護住11歲的女兒不讓日本兵強姦這名幼女而連房子一起被燒死”。
安全區領導們的反擊
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盡其所能抗擊鋪天蓋地的宣傳。在大屠殺的頭幾天，區領導還能得到美國駐外記者如弗蘭克·蒂爾曼·德丁、阿奇博爾德·斯蒂爾和C。耶茨·麥克丹尼爾的幫助。但在他們離去之後，國際委員會只有靠自己的裝置了。日本政府禁止其他記者進入南京，如《芝加哥論壇報》的馬克斯·科佩寧。而當日本兵意識到他們的惡行不會被世界傳媒觀察到，便更加變本加厲了。
但是，日本政府低估了國際委員會開展它自己的宣傳運動的能力。安全區領導共同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他們在文字技巧方面都受過優良訓練國。他們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能言善辯的作家和演說家。傳教士們受教育於美國和歐洲最好的大學，他們成年後的多數歲月都奉獻於佈道、寫文章，以及基督教的巡迴演講；委員會中的一些教授曾經著書立說。此外，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和傳媒合作很有經驗。在南京淪陷之前很久，他們就已樂於透過南京電臺廣播講話或為通俗報刊撰寫文章。另外，傳教士具有一個日本人來曾預見的額外優點：他們終其一生思考地獄的真正意義。他們在南京發現了一個，便立即為世界公眾把它描述下來。
他們真實可靠、令人信服地再現了他們目睹的恐怖場面：
整整10天是一派混亂——這是人問地獄……不得不袖手旁觀，眼看著甚至非常窮的人的最後一點財產也被奪走——他們的最後一個硬幣、最後一點被褥（而這時是天寒地凍），窮車伕的人力車；眼看著曾和你一起尋找避難所的成千上萬已解除武裝計程車兵，連同好幾百個平民當著你的面被拉出來去槍斃或作為刺刀練習的靶子，而你不得不聽著那些殺害他們的槍聲；眼看成千名婦女跪在你面前歇斯底里地哭著，求你救她們逃脫那些折磨她們的畜牲。袖手旁觀，眼看你的國旗不只一次而是十幾次被扯下汙辱，而你的家被劫掠，然後眼看你開始喜愛的城市和你已計劃慎重地、系統地奉獻你最佳的學識的機構被付之一炬——這是一座我以前不曾想象到的地獄。（喬治·菲奇，1937年12月24日）
我要講述的是一個恐怖的故事；我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在哪裡結束。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或讀到過如此殘酷的暴行。強姦！強姦！我們估計每夜至少1000起而白天更多。如遇反抗或任何看似不滿的表現就用刺刀捅或開槍。我們一天可以記下成百上千起；人們都歇斯底里了，我們外國人一出現，他們就跪下磕頭，求我們幫助。那些懷疑當過兵的人，還有其他一些人，被領到城外槍殺，有成百上千——不，是成千上萬……甚至在某些難民中心的貧窮難民也被一再洗劫再至搶走最後一分錢，差不多是最後一件衣服和最後一片被褥……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有婦女被拉走。（約翰·麥卡勒姆，1937年12月19日）
我想我所說的恐怖事件已經夠多了睜它們有數十萬件。因為太多了，最後使心都麻木了，幾乎都不會再感到震驚。我沒想到，會有如此殘暴的人存在於現代世界中……似乎只有“撕人魔”傑克（“撕人魔”傑克，指1888年在倫敦東區殺死多名妓女的一殺人犯。——譯註）這種罕見的瘋子才會這麼做。
日本人的暴行的細節不僅生動地記錄在安全區日記中，也寫入信件和時事通訊中，它們被一再抄寫或一再打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