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人增加到了180000人，變成了第一個典型的工業城市 — 同時也帶來了不少問題：來自農村的人迄今生活和勞動在“自然節奏”之中；現在自然節奏變成了工廠的“人為節奏”。很多人很難或根本就無法適應這種情況，從而就產生了失業和社會災難。工人及其家庭只能生活在簡陋的集體宿舍，沒有起碼的衛生設施；疾病和瘟疫開始蔓延。空氣和用水都受到嚴重的汙染，那時工廠的煙囪沒有任何保護措施而隨意排放著煙塵。法國學者亞歷克西·托克維爾訪問曼徹斯特以後寫道：“文明創造了它的奇蹟，而文明瞭的人卻幾乎變成了野獸。”
新經濟形式的理論基礎，是由蘇格蘭國民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23…1790）奠定的。他的主要著作《國富論》，成了以贏利為目的的經濟的聖經。斯密認為，勞動力是一個社會經濟進步和財富的源泉。為了充分利用它，就有必要把生產過程分解為儘可能小的單位，使人都成為專門人才。他說，在市場上，需與求最後決定產品的價格和生產的規模。國家不應干預這個過程，否則它就會破壞“經濟力量的自由遊戲”。只有當所有的“參與者”可以自由發展，並儘可能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時，普遍的福祉也就會隨之提高。斯密認定個人利益和整體福祉之間的和諧。但社會上的弱者卻感覺不到這一點。他的“經濟自由化”的理論，更符合工廠主和商人的利益。
儘管工業化的負面影響很早就已經顯現，其他國家仍視英國為榜樣，並很快就按照英國的模式趕了上來。
一個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
大批的求業者、最低的工資、女工和童工、過長的勞動時間、社會聯絡的喪失、生病、工傷、養老保障的缺少以及對工廠主的完全依附 — 這就是工人眼裡的工業化圖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個德國工廠主的兒子，對此進行了觀察，並於1845年寫出了《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一書。他得出結論說，工業化產生了兩個不可調和的對立階級：富裕市民的“佔有階級”，即“資產階級”，和依賴工資的工人的“勞動階級”，即“無產階級”。這兩個階級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發生鬥爭和戰爭。“和平解決問題，已經為時過遲。階級的差別將繼續尖銳，反抗的精神已經進入工人的頭腦，憤慨情緒與日俱增，個別的遊擊份子開始集結成為相當規模的抗爭和示威，只要小小的撞擊，就足以引起雪崩。然後，戰鬥的呼喊就會傳遍全國：‘向宮殿開戰，給茅屋和平！’到那時，富人再關注此事，就已經為時太晚了。”恩格斯就是用這個預言結束該書的。
然而，現實卻不是這樣，“遊擊份子”始終是個別的少數。一些工人有時會衝擊工廠，砸毀機器，前往工廠主別墅門前要求增加工資。這樣一些行動很容易被當權者血腥鎮壓。但從長遠看，“社會問題”用武力是不能解決的；它需要另外的答案。越來越多的人堅信，只有用極端手段改變現狀，才能解決問題。
在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來自歐洲各國的流亡者，組織了革命秘密團體，其中就包括“正義者同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他的朋友卡爾·馬克思（1818…1883）也是同盟的會員。到1847年，這個組織更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兩個德國人接受委託為同盟起草一個政治綱領。1848年2月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成了重要的歷史文獻。對某些人來說，這是一個救世福音，對另外一些人，它則是一個魔鬼學說；它的作者被當成救世主加以歡呼，或者當成人類的害蟲加以漫罵。
《共產黨宣言》一開頭就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貧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在他們的時代，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相互對立的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起過重要的歷史作用，在打倒封建主義方面有過卓越的貢獻。他們在“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生產力還要多。但在現代化的工業中，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極其簡單、極其單調和極易學會的操作。”他們被降低為“物品”，不再從事有意義、使自己能得到滿足的勞動，因而不再認識自己。商品生產的目的已不再是滿足人的需求，而是攫取儘可能高的利潤。所以，成本，也就是工資儘可能壓低；邏輯的後果就是“無產階級的貧困化”。但這樣一來又導致了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