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於免疫系統的激素和化學物質，從而徹底康復。
西瓦妮·古德曼博士的乳腺癌前前後後、反反覆覆發作了三次。各種治療方式都無濟於事，最終，她因為自己堅定的信念而痊癒。
我曾前後三次被診斷出癌症，到第三次的時候，我甚至無法正常打電話，更難以再承受一整輪外科手術和化療的折磨。我擔心，再去醫院治療的話，我會因此而死去。我決定給自己三個月的時間，親身應用自我治癒療程——這是我自己創造出的簡單易行的方法，它糅合了古老東方文明的心理醫療技藝與西方文明的心理學和心理神經免疫學知識。
用這種方法進行自療的頭三個月，我的腫瘤就收縮了，只有最初的一半大。又過了八個月，我感覺恢復得差不多了。完成全部療程之後，我去醫院做了體檢。“真是個奇蹟，癌細胞完全消失了！”醫生驚訝地告訴我。
“不是奇蹟，醫生。”我答道，“是每天三次、每次一個小時的自我治癒療程救了我。”這是1995年的事情。從那時至今，我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健康狀況。
應該說，這一切都來得很不容易，中間經歷了很多磨難。當1992年8月我第一次被診斷出乳腺癌時，我感到沮喪，困惑，似乎我多年來所相信的、所努力推廣的一切都在一瞬間崩塌了。或許我的工作取得的些許成就，不過是安慰效應或是其他什麼偶然因素的結果。我該藉助西方現代的醫學手段切除腫瘤，還是靠心理學的力量戰勝癌症？我下不了決心。
我的一個密友曾死於癌症，她的腫瘤切除手術不夠及時，癌細胞蔓延到了淋巴結。她的死讓我記憶猶新，催促我趕快求助於西方現代醫學手段。
與此同時，科羅拉多的一位好友寫信鼓勵我：“別管時下流行的醫藥治療。你是個醫者，你能治好自己。別被癌症的幻象給矇蔽了。”她推薦我到阿爾伯達去找一位美裔印第安巫醫。我立即乘班機去了加拿大。
尋找別的答案（1）
巫醫告訴我，他計劃帶我去當地的蒸汗屋，當然，要是沒有療效的話，就得去他建在一處專門地點的私人蒸汗屋試試。和他在一起是一場愉快的歷險；他很睿智，彷彿能一眼看穿你心中的想法。我心中漸漸升起了希望，希望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在排隊去蒸汗屋的時候，我和一位患了幾年乳腺癌的婦女聊了幾句。“這兒對你有效果嗎？”我問她。“有些幫助，但我還沒有完全康復。”她答道。“那別的人呢，有完全康復的嗎？”“有一些。”“要多久？”我充滿希望地問道。“我們都不太清楚。”她說。
我也被送進了蒸汗屋，巫醫詢問了我在裡面的情況，聽完我的話他一言不發，緊緊地盯著我；我又開始顫抖了。
“我們得去私人蒸汗屋再試試。”巫醫告訴我。這一下子我心裡更加慌亂。“這是巫醫的自我犧牲，”我的新朋友悄悄解釋道。“他需要犧牲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才能挽救你。”“我不希望他為我做出任何犧牲。”我宣告，然後收拾行李離開了。
現在，手術似乎是唯一的選擇了。“不過是失去一側乳房罷了，或許是上天要我學會放棄呢。”我決定進行乳房切除術。
醫院給我的感覺是冷酷無情，我彷彿進了集中營的審訊室，馬上要被劊子手們大卸八塊。手術室門口坐著一個等待手術的女人，她臉上掛著絕望的淚痕。我看見了她眼中的痛苦——彷彿在等待死亡的判決，霎時間我心裡充滿了恐懼。有那麼一瞬，我似乎看見了死神向我招手。
醒過來的時候，麻醉劑的殘餘作用讓我幾乎喘不過氣來。“呼吸。堅持呼吸。”醫生不停地說。可是，呼吸是如此艱難，每一秒我都覺得無法再堅持了。每次我試著動動眼球，哪怕只是一點點，都會被痛苦的噁心感淹沒。我要死了嗎？內心一個小小的部分似乎正站在一旁，無聲地觀望這個過程。終於，我睜開了眼睛，看見丈夫和兒子正在隔壁的休息室，透過玻璃窗緊張地望著我。“我總算還活著。”我試著擠出一個微笑，立即又感到一陣劇烈的噁心。
“取樣檢查的19個淋巴結中，有2個感染了癌細胞。”醫生告訴我，“下週開始化療，需要持續一年時間。”
化療的康復機率是50％。“別進行化療。”好友警告我。“你可能會因此而死掉。就算不死，化療也會阻礙自然康復的過程。去波士頓吧，試試安·威格默爾博士的小麥草自然食譜療法。不少人都是透過那種療法痊癒的。”
“什麼都行，就是不要化療。”我乘火車去了波士頓。
小麥草汁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