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其妙，很難想象單位領導會突然發神經，把一個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派到山高皇帝遠的外地辦事處去。在那種商貿公司的行業，萬一出了問題誰負責？（在那時候的國營單位的確是這樣的，當然這種現象在現在已經不算稀奇了）。
唯一的合理解釋，就是大家都能猜到的那個理由。如果換成你，再堅強的人，以後還要天天面對楊波，你能呆下去嗎？
雲峰一直瞞著父母，走之前的最後一天晚上，才告訴了他們明天就要調去廣州。老媽抹眼睛，一句話也不說；老爸卻沒有發火，沉默了半響後，囑咐他要一切小心，不用擔心他和老媽，在廣州好好工作。我們這一代人，遇事都是這樣的，往往要捱到最後時刻才拿定主意說出口。很多時候我們活的的確有點沉重，時代的烙印，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
1999年的初春，雲峰靜靜地離開了這個生活了十幾年的城市。一個人，南下廣州。
坐了兩天一夜的火車後，他站在了廣州火車東站的出站口。公司裡的人已經告訴了他廣州辦事處的主任老蔣會到火車站來接他。這裡有必要把這個廣州辦事處的情況縮縮：像雲峰他們這種單位，在那時候很大程度上都還沒有完全擺脫以前的“物資供應”模式，所以其實根本就沒什麼必要設定這種常駐外地的辦事處。但是他們公司怎麼會有一個“廣州辦事處”呢？這個說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