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而不是需要中間多層選舉機構來維持！這樣，政府的行政措施才能夠更直接的反應公民的需要，而不是將公民的需要轉化了多次之後，才傳達到政府的手裡！
顯然，在一百多年前，中國不具備有這個基礎，一個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容許這麼做！首先，為了維持中國的穩定與發展，中國是不可能出現西方世界那種多黨派的選舉制度的，因此缺乏競爭的基礎。其次，中國的實際國情也決定了一點，在一百多年前，當中國的經濟還沒有如此強大，國民素質還沒有能夠全面提高的情況下，全民選舉就意味著舞弊與混亂，這並不可取！所以，即使大部分中國人早就渴望能夠用全民選舉來決定他們的領導人的時候，這條路卻走了一百多年，中國人也就等待了一百多年！
這一百多年準確的說，不是等待，而是在為真正的民主制度創造基礎！從王一林時代開始，中國就一直將重點放在了經濟發展上面，道理是很明顯的，如果沒有發達的經濟，那還怎麼談得上民主！在人權與生存權之間，生存權自然高於人權，而中國政府首先做的就是保證每個人的生存權，讓所有人都能夠過上好的日子，讓經濟問題不再成為每一箇中國人擔心的問題，讓生活的壓力不再榨乾每一個人的精力的時候，才有可能說別的問題！雖然這種經濟至上的理論引起了很多人的爭議與反對，但是歷史證明，這是正確無疑的，只有經濟發達了，才能夠保證國家強盛，也只有國家強盛了，才能夠增強國家與民族的凝聚力，而也只有當一個國家與民主的凝聚力足夠強大的時候，才能夠進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
經濟發展的另外一大好處就是國民素質的提高。設想一下，在21世紀之前，如果中國搞民主革命的話，那會是一個什麼結果呢？以當時的中國公民的素質，恐怕這隻會變成一個天大的笑話吧，在數億農民的生存與發展問題，數億城市居民的生活問題都還沒有得到解決，國家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等基礎事業方面都還沒有實現穩定的情況之下來推行民主政治，這就是在拿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開玩笑！而只有經濟發達了，人民的素質才會跟隨著提高，而也只有普通的民眾素質提高了，才有民主的基礎！
可以說，在這條道路上，中國人一百多年時間的準備工作是相當充分的，也正是有了這麼充分的準備工作，前面數代領導人艱苦卓絕的努力，當問題最終交到了柯敏明手裡來的時候，中國已經具備了推行民主政治的基礎，也就具備了進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基礎！這個基礎不在國家權力機構內，而是在民間，在每一個老百姓的心裡！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柯敏明提出了民主政治改革方案的時候會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歡迎，超過85％的人贊同進行這一改革，而反對者卻寥寥無幾！
當然，任何一場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就總會觸動到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不然那也不叫改革了！但是，改革本身就是剝奪某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權力，將利益進行再分配。因此，改革是要遇到阻力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即使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時，也不是一樣的遇到了種種阻力嗎？其實，將當時的改革與柯敏明此時推動的改革對比一下，就能夠發現這兩次重大的改革之間的共同點了，雖然兩者針對的是經濟與政治，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但是其根本點是相同的，即普遍的群眾需要，是改革的真正動力！
經過了文革的磨難，中國在走向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國家經濟幾乎面臨崩潰的絕境，生存的壓力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感受得到的，而且希望國家強大，民族興旺的願望也是每一個人都有的。而這種強大的民意基礎就是改革開放的根本動力！同樣的，經過了一百多年的發展，中國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卻在政治制度上面臨著 的局面，渴望民主，要求民主政治的思潮也成為了每一箇中國人的需要，而這就是這次改革的民意基礎！
其實，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任何一次改革能夠獲得成功，其最重要的就是民眾的支援，如果僅僅只有政府的努力，而沒有民眾的支援，那麼改革本身就是錯誤的，只有民眾的支援，政府的改革才能夠獲得成功，即使在這當中，改革的阻力非常巨大，甚至出現了波折，但是毫無疑問的，只要有民眾基礎，那麼改革就必然獲得勝利！
從這一點來看，就不難發現，柯敏明在推行他的改革之前，對民意是有深刻了解的，而這也是堅定他將改革進行下去的最主要的動力，雖然他在政府中，在國家權力機構中受到了眾多人的反對，甚至是受到了很多人的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