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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等我完成一系列的身體調整，排練的時間也剩不下多少了，逼得黃宏逢人便訴苦：“跟個孕婦合作，那真是太——困難了！”打死我也沒想到《超生游擊隊》能那麼轟動。中央臺的新年晚會從沒出現過那麼“火”的節目。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真正地體會到什麼叫“一夜成名”。
第二天我和我的前公公一起去菜市場，所有的人都興奮地和我搭話，我腆著大肚子簡直疲於應付，我公公在我身後朝他們不斷微笑頷首：“謝謝，謝謝。”我一扭頭：“嘿，有您什麼事兒啊？”
“丹丹，他們都是你的觀眾。”估計老人家無法不震撼於影視傳媒的能量，過去的“不屑於”如今需要重新審視。
有一天我接到黃宏的電話，他輕聲地、慢悠悠地說：“丹丹，你什麼時候還我那4萬塊錢哪？”
“我什麼時候欠你4萬塊錢？”我一聽急了。
“你在家生孩子，起碼耽誤我掙4萬塊……”
掛上電話我把這話學給英達和他父親聽。
“4萬？”老人家吃驚地說，“我要有4萬塊，這輩子我什麼都不幹啦！”我看著他：“別說您，我也不用再幹啦！”三個月後我生下了兒子，兒子滿月後的第四天，我開始走穴。
那兩年我和黃宏走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有時候我們一天演兩場，最多演過三場。為了趕場兒，我們乘火車轉汽車，成天在公路上飛奔。
黃宏說：“開始我跟個孕婦合作，現在我和個產婦合作，真不容易。”是，我是個大胖子產婦，黃宏處處得照顧我。記得一次我們去一個縣城演早場，連夜我們得從另一個縣城趕過去。那天夜裡不順，拉我們的吉普車壞了兩個軲轆。第一個壞了換上備胎，第二個再壞了就“癱”在了路上。
眼瞅著天就亮了，上午9點開演，聽說縣委書記也來看演出。我和黃宏站在大馬路上截車。黑燈瞎火的，截誰都不停。好不容易有輛大卡車停了，才發現是個拉煤的。駕駛室裡已經有了兩個人，最多再擠下我一個。黃宏讓我坐進駕駛室，他穿上我在《超生游擊隊》裡穿的服裝，戴上我演戲時戴的大頭巾坐在了煤堆上。
大煤車“呼呼”地在公路上飛駛，我不停地回頭看坐在煤堆上縮成一團的黃宏，心裡充滿“不落忍”。
不能想象當我們到了目的地，黃宏從大煤車上下來的時候多麼可笑。他臉上所有有“窩兒”的地方都是黑的。連續幾個鐘頭的顛簸使我們疲憊不堪，但我還是忍不住哈哈大笑。黃宏則完全笑不出來。
主辦單位的人把我們從車上扶下來，說縣委書記正等著和我們合影留念。
“不行！” 黃宏急了，“先洗澡，然後睡倆小時，演完照！”我們“腳底踩著棉花”進了屋，往床上一紮，昏睡過去。
那兩年我跟黃宏一起呆的時間比跟英達多。我老管黃宏叫“英達”。
像單身漢一樣“飄零”
此後的三年“春晚”我和黃宏連續合作。1991年是《手拉手》，1992年是《小保姆與小木匠》，1993年是《秧歌情》。
記得大年三十兒我演完《秧歌情》回到家，快夜裡12點了。兒子高燒39。9℃。我抱起他就奔醫院，孩子病得那麼重，我為了“春晚”好多天也沒照顧他，我內疚極了。
他昏昏沉沉倚在我肩上，滾燙的小臉兒貼著我的脖子。我用顫抖的聲音對坐在那兒正在寫著什麼的女大夫說：“大夫，我兒子快40℃了，麻煩您給看看。”她抬起頭，突然發現是我，隨即笑起來：“宋丹丹，你演的老太太真好！”
“我兒子快40℃了。”我重複了一遍。
“你的豁牙是怎麼弄的？真像！”她依然笑著，“你先告訴我，然後我才給你看，不告訴我不給看！”她依然呵呵笑著。
我的眼淚一下子掉下來，我想罵人。我覺得委屈，我太恨她了，但我又不敢流露，因為我指望著她救我的兒子。我把眼淚擦了一下，然後告訴她我牙上染了黑顏色。
從那以後我連續4年沒上“春晚”。我很厭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