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南洋橡膠”公司開始大規模的出貨，到5月底、6月初“南洋橡膠”只剩下了一個空殼。而就在6月初的時候，楊洪森還讓公司派發了一次紅利，人們還看到“橡膠園”大幅廣告標語以及裝著大量橡膠原料的貨輪停靠在碼頭上，這也成就了“南洋橡膠”最後一次上漲。
1910年6月，倫敦市場行情暴跌。到7月底降至九先令三便士，隨後更猛跌到六先令。
倫敦市場上橡膠價格的猛跌，起因於世界橡膠的最大主顧美國對橡膠實行了限制消費的政策。其他國家也因橡膠價格過高而控制使用。
倫敦市場的訊息傳來，橡膠股票行情一路狂洩。而洋人、洋行得訊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積大量股票的華商成為買單者。陳逸卿損失200餘萬兩，戴嘉寶損失180餘兩，陸達生損失120餘萬兩。7月21日，正元、謙餘錢莊率先倒閉，22日，兆康、森源錢莊關門，23日，元豐繼之；24日，會大等三莊又繼之。
捆綁炒股的八家錢莊也相繼關門歇業，引起全市銀錢業的極大恐慌。八家錢莊倒閉後，所欠上海外國銀行莊票139餘萬兩無法歸還，外國銀行便揚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給上海銀錢業的款項。《國風報》報道：“錢莊裡的華商資本完全枯竭，各銀錢業之間也完全無法通融”，上海金融業面臨崩盤的危險。
為挽救危局，上海道蔡乃煌會同上海商會總理周金箴於24日晚星夜馳往南京，拜見兩江總督張人駿，回程又去蘇州拜見江蘇巡撫程德全，請求他們向朝廷奏明上海的危機並設法加以挽救。
朝廷的旨意還沒有下來，源豐潤票號的老闆嚴義彬偕劉安生又來找蔡乃煌，希望上海地方政府趕緊採取措施，維持市面。無奈此次風潮影響面太廣太深，僅嚴義彬與劉安生合開的德源錢莊，在投機中就虧損200萬兩，損失額已與倒閉的正元錢莊相當，只因有了源豐潤的竭力支援，才得以不倒。
可是，處於倒閉邊緣、急待救助的何止德源一家！蔡乃煌認為，嚴義彬、劉安生“皆浙省著名鉅富，倉卒來求……雖有貴重產業，一時無可抵用，倘不出而維持，必至牽連歇業”，使上海銀錢業雪上加霜。
7月27日朝廷下旨：
張人駿電奏上海正元、兆康、謙餘三家錢莊同時歇業，債務糾葛，滬局岌岌，籌議大致辦法等語，著即按照所籌各節妥為辦理。並飭上海道將善後事宜悉心籌畫，慎防流弊，以維市面，而定人心。
於是，蔡乃煌收了嚴義彬、劉安生價值300萬兩的地契、股票之後，出面與滙豐、荷蘭、花旗等九家外國銀行訂立“維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萬兩，另由道庫撥借官銀300萬兩，存放在源豐潤、義善源，終於使市面暫時得以穩定。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賠款，按例上海道應承擔190萬兩，這筆款子平時由上海道經手存放於資本雄厚而信譽卓著的源豐潤、義善源錢莊。但1910年的9月，離正元等錢莊倒閉尚不足兩月，市面銀根吃緊，而上海官庫又將官銀拿去救市，早已“庫空如洗”，無法調劑，因此蔡乃煌上奏朝廷，請求從大清銀行撥銀200萬兩墊付。
由於蔡乃煌在前述貸款過程中“稍分利潤”，中央的資政院、度支部等處官員們出於各種理由開始譴責蔡，指出上海道為借款作擔保違反了“商借商還”的原則，認為蔡在上海收購《時事報》《申報》的過程中也有很多問題。
度支部左侍郎陳邦瑞乘機挑動江蘇巡撫程德全參劾蔡乃煌。巡撫參道臺，自然一參一個準。朝廷頒旨，斥責蔡乃煌接管道庫以來“屢以週轉不靈，請部接濟”，這次又“以市面恐慌為恫嚇，以還期迫促為要求”，實則是“罔利營私”，“不顧大局”，將其革職，並勒令兩個月以內“將經手款項繳清”。
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職令，又羞又憤，向源豐潤等錢莊火速追還官款。10月7日，外國銀行突然宣佈拒收21家上海錢莊的莊票，8日，源豐潤應聲而倒，虧欠公私款項達2000餘萬兩，它在北京、天津等地的17家分號也同時歇業。
《東方雜誌》報道：源豐潤天津分號歇業，天津總商會不得不幫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志成和直隸四家銀行借銀100萬兩以穩定人心。
義善源是上海銀錢業的另一支柱，它的大股東是李瀚章的兒子李經楚。李經楚任交通銀行第一任總理時，幫理是袁世凱的親信梁士詒。1910年底，盛宣懷就任郵傳部尚書，為了奪回被袁世凱搶去的權利並打擊梁士詒的勢力，秘查梁士詒在交通銀行經手的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