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的黃金時代。唐代詩歌的作者群非常廣泛，有一定文化修養的人都熱情地從事詩歌創作，這是過去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現象。唐人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將、舉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漁人樵夫、村婦小兒、僧道乞丐、宮女娼妓，大多會詩能吟。孟郊《教坊歌兒》寫道：“十歲小小兒，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詩獨臨川。”中國真正成為“詩的國度”。初唐以後，宮廷文學就逐漸失去了在詩壇上的主導地位，真正有突出成就、對詩歌創作產生重大影響的詩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其家庭出身大多並不顯赫，政治地位也並不高。有的著名詩人如白居易晚年仕宦顯達，但他在詩歌領域的地位與其政治地位沒有直接關係。總體上看，詩歌創作在唐代社會中是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詩人數以千計，作品數以萬計，形成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面。由於唐代詩人來自於社會的各個階層，其中許多詩人來自社會中下層，他們對社會各方面情況有更深刻的瞭解和體驗，自身的經歷也往往更為曲折豐富，因而，唐詩廣泛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從詩歌的題材與內容來說，詠史懷古、飲酒賦詩、壯麗河山、農家田園、邊塞戰爭、塞外風光、友誼愛情、琴棋書畫、音樂舞蹈、參禪禮佛等，都在唐詩中得到具體而生動的反映。唐詩中各種傳統詩體兼備，無論古體詩，還是近體詩，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格律詩——五律、七律、五絕、七絕、排律進一步成熟並定型，成為後人學習的楷模。
唐代是詩歌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詩歌教育的黃金時期，詩歌的廣泛普及正是詩歌教育興盛的結果。唐高宗以後，進士科考試逐漸偏重於以詩賦取士；唐玄宗將詩賦定為進士科的主要考試內容，促進了唐詩的進一步繁榮，也促進了唐代詩歌教育的普及。唐代文學百花齊放，詩歌成就最為顯著，名家輩出，流派峰起，作品繁多，異彩紛呈，百花爭妍，萬紫千紅，出現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詩人，成為中國詩歌史上難以逾越的高峰。詞是產生於唐代的又一種新的詩歌形式，但它和傳統的詩歌有顯著區別。詞最初孕育於唐代繁華城市中的歌樓妓館，是歌妓們按照新興的燕樂演唱的小曲，為了適應樂曲的需要，漸漸形成句子長短不齊而有定製的文學形式。由於當時詞是酒宴上的歌曲，以抒情委婉細緻見長，而很少表現嚴肅重大的社會內容。晚唐出現了溫庭筠、韋莊這樣大量作詞的文人。唐代的詩歌教育就植根於這一時期燦爛的詩歌文化之中。
“初唐四傑”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都是英姿逸發的少年天才，文學史習慣稱之為“王楊盧駱”。駱賓王生年七歲即能詩，被稱為神童。楊炯年十歲即應童子舉，翌年待制弘文館。王勃十六歲時，被稱為神童而薦於朝廷，拜為朝散郎。四傑以詩文兼長齊名海內，衝破了唐初宮廷詩風的束縛，揭開了唐詩變革的序幕。四傑中成就最高的是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他的名篇，其中“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是唐詩中數一數二的名句。楊炯的名作《從軍行》以“寧為百夫長，勝做一書生”表達了投筆從戎的豪情。盧照鄰以《長安古意》著稱，“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是流傳至今的名句。駱賓王以《討武氏檄》名聞天下，《帝京篇》和《在獄詠蟬》是他的名作。
陳子昂（659—700）字伯玉，射洪（今屬四川）人，家世豪富，性情豪邁，二十四歲舉進士。他順應時代需要，高唱漢魏風骨，清晰透闢地提出了文學革新的主張。他的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或諷刺現實、感慨時事，或感慨身世、抒發理想，都表露出強烈的自我意識，充滿著積極進取精神。《登幽州臺歌》以無限的時空為背景，樹立了一個孤傲的自我。陳子昂從理論和創作兩個方面為唐詩注入蓬勃的生命力，開啟了盛唐詩人，贏得千秋萬代的仰慕。
孟浩然（689—740），襄陽（今屬湖北）人。在盛唐詩人中，孟浩然是年輩較早的一個，其人品和詩風深得時人的讚賞和傾慕，如李白有《贈孟浩然》雲：“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孟浩然是唐代第一個傾大力寫作山水田園詩的詩人。他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宿建德江》、《過故人莊》和五絕《春曉》等，都是流傳後世的著名詩篇。
王維（700—761）字摩詰，太原祁（今山西省祁縣）人，是盛唐文化全面高漲時期的一個多才多藝的詩人。他精通音樂，書法上擅長草、隸各體，繪畫才能尤為特出。他曾自負地說：“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偶然作》其六），而後人甚至推許他為南宗畫派之祖。他的文學創作就建立在這樣全面的藝術修養之上，因而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