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握手，親切地詢問我家裡還有什麼人，現在在做什麼，還問我多大歲數了，當了幾年兵，是四川什麼地方的人。我激動地一一向周總理作了彙報。敬愛的周總理懷著對革命後代無限關懷、愛護的心情，鼓勵我說：‘你是老兵囉，又還年輕，要好好地幹！’他語重心長地教導我：‘千萬不要忘記過去。你要永遠牢記革命先烈和你父親留下的遺囑，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做革命的好後代，當革命的接班人，將革命進行到底！’我激動得熱淚盈眶，堅定地表示：‘決不辜負總理對我的希望！’總理聽了微笑著點點頭。”這是藍蒂裕兒子藍耕荒後來的一段他作為烈士子女受到周恩來親切接見的回憶。然而藍蒂裕肯定所沒有想到，他留給兒子的一首《示兒》，幾乎教育和影響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代年輕人。這是後話。
三
現在，讓我們回到1949年10月末發生在重慶歌樂山那兩個“人間地獄”的那一段大屠殺的現場吧。
話及徐遠舉派出的特務們從渣滓洞提押華健、雷震、藍蒂裕等5名“要犯”後，不到十幾分鍾囚車便到了白公館。在這裡，特務們要提的也是五個人，其中中共《挺進報》特委書記陳然、宣傳委員成善謀和中共重慶北區工委宣傳委員王樸顯然也是此次“公審”的“要犯”。
當敵人在渣滓洞提人時，白公館內的陳然、王樸等“獄犯”並不知道這一天是他們與黨和同志們訣別的最後時刻。
“陳然嫻靜得像一個大姑娘一樣，而鬥爭非常英勇。”這是大特務徐遠舉在解放後寫的“自首”中所描述的一句話。
《紅巖》中的成崗是我們熟悉的人物，他的原型陳然是位小職員家庭出身的好男兒，小時候有個“香哥”的乳名，因為他父親的老家在河北香河縣。陳然出生不久，其父親便把全家搬到了北京，後陳然的父親因調到上海海關工作，所以全家又遷往上海。幼年時代的陳然，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長大的，民族之恨深植於他幼小的心靈。1939年，16歲的陳然在武漢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開始了一條革命之路。1940年末，組織上安排陳然到重慶工作，巧在此時他父親也因為工作變動被調到重慶，山城從此成了陳家的安身之地。之後的陳然成了職業革命者，他時而到在工人中發展黨員，時而到學生中宣傳進步思想。國共合作失敗之後，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南方局撤出重慶，《新華日報》等機構也隨之離開山城，一時反動勢力非常囂張，中共活動轉入地下。陳然則以辦小印刷廠繼續從事地下宣傳活動。在嚴酷的鬥爭中，特別是與組織失去兩年多聯絡的情況下，陳然依舊積極活動，同敵人周旋于山城的每一個角落。
陳然是位辦報的能手，曾經在何其芳同志領導下擔任過《新華日報》副刊《彷徨》的編輯組稿工作，團結和教育了一批重慶進步青年。隨著重慶地下鬥爭的形勢越來越嚴峻，所有進步報刊不管是地下的還是公開的都成了敵人和特務分子的眼中盯。堅持鬥爭的陳然等共產黨人從秘密渠道獲得了中共香港地下黨組織出版的一份叫《群眾》的週刊，同時還收到了從香港寄來的油印《新華社電訊稿》。
“這些訊息太重要、太振奮人心了，應當傳播出去，讓敵人發抖去吧！”於是陳然有了與他的同志一起辦一份宣傳革命勝利訊息的地下報紙的想法。
油印的無名小報剛出幾期，便立即引起了地下黨重慶市委的注意。市委透過間接的關係來了解這個報是些什麼人搞的，當獲悉是失散的共產黨員陳然等人做的事，市委便決定正式接管這張小報。
“太好了！我終於等到這一天了！”陳然握著市委派來接頭的負責人手，
熱淚盈眶，低聲唱起了《國際歌》：“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英特納爾兒一定要實現！”
中共地下市委不久決定把報紙命名為《挺進報》，作為市委的機關報，由市委委員彭詠梧同志負責領導（彭即為“江姐”的丈夫）。當時重慶市委規定《挺進報》主要刊登新華社電訊，一般不發表什麼文章。而由市委領導的另一系統的同志也籌辦了一個十六開本的油印刊物，叫《反攻》，主要是發表文章的。兩份中共地下黨報，成為在黑暗中刺向敵人心臟的兩把利劍。
《挺進報》的稿源是地下黨從地下電臺抄錄《新華通訊社》的電訊稿。陳然並不知道是誰在做的這項秘密工作，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候才知道原來是一個叫“成謀然”的共產黨員。其實陳然平時就認識在重慶開一家商鋪的“老闆”成善謀，只是不知道是他在當他的《挺進報》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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