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動情地總結，“我們特別想知道，馮導，或者說《雙城》有什麼東西這麼吸引你們，讓你們願意接著拍。”
周良蔚、陸正康對視一眼，後者先回復。
祝力文話沒說滿，陸正康順勢說，“你都說了是‘據說’《假話》要拍續集，我沒拍。很多時候不拍一部戲因為好多因素的。檔期啊，題材啊，片酬啊……好多。《假話》是韋棟有這個意向拍前傳，本子沒出來，媒體炒，當然沒下文咯。”
陸正康做人一向面面光，捧大家。他笑道，“至於《雙城》，各種因素都合，這是一點；另外一點是因為整個團隊都很專業，很一流。有這個機會把這麼多這麼好的人湊到一起拍這個戲，是馮楚建的能力。這部戲我不拍會後悔的。”
待臺下掌聲平復，祝力文問周良蔚，“你呢？”
周良蔚正在旁聽，被問到便看向主持人，答，“我沒擔心過。”隨即問，“商業化又有什麼不好？”
他很少高聲說話，這時也不例外。周良蔚出道紅得快，初時心態未跟上，厭煩雜誌亂報。問什麼都不說，和娛記關係鬧僵，更是緋聞纏身，黑得烏鴉漆上墨一般。林妙妙也勸他，你這樣不行的。可是勸也沒用。周良蔚悶聲不理人，他就是有這種執拗，好像攥著鑰匙鎖在一間屋裡，只能等他自己想開走出來。
林妙妙等不下去，轉身走了。好在周良蔚還是走出房門了。不把媒體當敵人，那做訪問、做節目都能多笑笑。遇到難堪話題，也不迴避，積極點，講真話或者講笑話。
祝力文被他噎了一下，追問，“你不擔心影迷失望？”
周良蔚道，“影迷失望我沒辦法。人人在心裡給你設根線，但是當演員，我不想自己限制住。沒限制不是說你知道不合適還硬要去做，是你覺得可以呀，就不要想別人會怎麼講，按心意做了再說。”
他笑了笑，“我不用人告訴我‘周良蔚該接什麼片’的。”
後來的訪問就沒太多波折了，陸正康有意無意說得多一些。周良蔚常笑，少說話，間或發呆。祝力文請林妙妙上臺，她甫一上臺便表態要坐在陸正康身邊，因為“總對著周良蔚那張臉都看膩了”。臺下都笑，周良蔚亦笑起來，幾乎要固態萌發地咬手指。
林妙妙和陸正康並無深交，他們各有各的交際圈，見面點頭招呼一聲罷了。頂多頒獎禮上同為嘉賓，要打發時間，閒聊兩三時事。如今看馮楚建的面子，為新作造勢，兩分熟稔演成八分。有熠熠星光撐場，兩小時的訪談可算氣氛熱烈，圓滿收場。
周良蔚那日其實身體不適，或許是貪冷氣，引發低燒。他不說，林妙妙也沒覺出他有異常。陸正康倒是察覺到他飄忽了些，聲音也略低。後來恰巧見周良蔚從助理手裡接過水杯和阿司匹林，猜測落實，卻也不必、更沒有立場多置一詞。
《雙城》系列是在跟時間地點玩，宣臺的一九九七和景安的二零零七。題目來源於狄更斯的《雙城記》，人們耳熟能詳的兩句話：“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周良蔚飾演的陳熙是妓女的兒子，母親晚年痴呆了，不記得兒子已出人頭地，整天整天坐在陽臺上看路人，手裡捏著陳熙生父寄給她的明信片，想努力認出那個嫖客。多敲他一筆，至少兩母子不會沒飯吃。母親遺言要陳熙去找人，陳熙去到景安，查到人，扔了明信片，轉身離開。回宣臺才發現自己身患絕症。
寫有母親舊屋地址的明信片被不知哪個小孩撿到。小孩被母親從宣臺帶到景安，想念宣臺，就鼓起勇氣給那個地址寄信。周良蔚的故事裡，他不斷接到景安來信，也不知道究竟有回覆沒有。
二零零七年，當年的小孩都三十幾了，由陸正康演，叫盧則明。進入N時代了，他還在寫信，不知道有沒有得到過回覆。結尾在一個雨天，盧則明帶著最新一封信去宣臺的墓場，估計攝影會用一個緩慢的長鏡頭拉到末尾。配樂低柔，松柏萋萋，盧則明靜立面對的是陳熙的墓碑。雨還在下，電影放完了，原來陳熙病死在一九九七年的宣臺。
他們沒有對手戲，也沒有在對方的故事中出場。第一部上映後影評人就評論，導演真正講述的故事其實發生在鏡頭之外。
觀眾不一定認為馮楚建在影射一九九七的移居和二零零七的北漂，但是片中晦澀幽微的情緒很能引發共鳴。這種無處可依的漂泊感很不馮楚建，幾乎有幾分汪凱然的國際名作《城市紅火車》的意境了。
汪太林妙妙也好奇。馮楚建找她幫忙客串，她劈頭蓋臉問馮楚建，“你拍這個片想講什麼？”
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