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了每一個細節每一句話，完了她問：“剛才你和誰打電話，佔線這麼久？”我說：“跟周毅龍呢，他到那家餐館工作去了，跟我說那邊的事。”
七十八
我上班的五號分店是Ho－Lee－Chow的樣榜店，由總公司直接經營，做事沒有老闆盯著。其它分店都陸續賣給私人經營去了，總公司只管收百分之七的專利費。新來的人都是先到我們店培訓兩星期，然後派到各分店去。大家都認定自已是Ho－Lee－Chow的鐵桿莊稼，不會倒的，調誰誰也不願離開。誰知一年多下來，總公司一算帳，倒還虧了。有天白人總經理突然來了，向大家宣佈五號店已經賣給個人去經營，新老闆馬上會來接手。大家都吃了一驚，恐慌起來，自由的日子是沒有的了，只怕連職位也難保。
這半年多來經濟蕭條生意清淡，人手卻沒減，總公司為了維護形象不願輕易裁人。總經理說，大家的位子都可以保住。我想，還混幾個月，再拿半年多的失業金，也差不多了。他們都是一杆子通的，把我當個外人，凝成一氣來擠我，老闆要裁人我一定是首選。回去我把這件事告訴張小禾，她一點也不急，還高興說：“你也該換點事做了，老是在餐館也不怕糟踏了自己。”她還以為我有多大能耐能幹什麼別的事。我說：“現在是什麼時候，加拿大人失業的都一大片，我再到哪裡去找這麼好一份工作！”她哧地笑了說：“這麼好一份工作！”我說：“錢可以就是好。”她不屑說：“錢，錢，錢！你心裡只有一個錢字，鑽到錢縫裡卡住出不來了，也不會看遠一點。”我說：“不說錢，說清高！要說清高這兩個字呢，我心裡比誰也清高些。只是誰給你付房租買月票呢？到了北美，就象有一隻無形的手強按了你的頭，你心裡屈辱吧，憤恨吧，忍得了也要忍，忍不了也要忍，才明白人活在這世上原來沒有辦法，哪怕這個人就是自己呢，也沒有辦法！還說得清高兩個字？太奢侈了，真的太奢侈了。”
這天晚上我下班回來，張小禾房裡已經熄了燈。我洗了澡坐到床上看書，心中卻還想著她。一天沒有見面，心中有了一種渴望，心懸懸心扯扯的放不下來，象有煙癮的人忽然沒了煙。電話鈴響了，我想是思文打過來和我討論凌志的事，大概他們今天又見了面，又要把見面的情況向我全面彙報，並仔細討論每一個細節。接了電話卻是張小禾打來的。她說：“我今天不舒服，先睡了。”我說：“哪裡不舒服，要不要去看醫生，我陪你去。”她說：“再痛了再說。”我問：“哪裡痛？”她說：“頭痛。”
我睡到半夜，被電話鈴驚醒了。我摸到電話，張小禾在那邊呻吟說：“你睡著沒有？孟浪，我好痛好痛啊！”我說：“我可以過來嗎？”她答應了。我跳下床，穿著球褲汗衫就過去了。推了推門，沒開，又推一推，開了，張小禾彎了腰往裡邊走。我扶了她在床上躺下，她痛得在床上來回的滾，額頭上都是汗。我說：“是哪裡痛？”她不做聲。我伸手摸一摸她的額頭說：“頭痛？”她也不回答，用手拍一拍肚子。我下意識地伸了手去摸，觸到衣服又縮來回來，說：“要去醫院，你額頭上的汗也痛出來了。”她呻吟說：“晚上到別人那裡吃飯，看他們把蝦在湯裡一撈半生半熟的吃，我學著吃了幾隻，就這樣了。衣服都汗溼透了。”我從壁櫃裡胡亂扯出幾件衣服說：“你換衣，我去打電話叫計程車來，陪你去醫院。”她搖搖頭，指了桌上一個小本子說：“打給家庭醫生。”我把衣服扔在床上，到自己房裡去打電話。
鈴響了半天才有人來接，是個說廣東話的。我說：“Do you speak mandari n？”他說：“一點點。”我把事情跟他講了，他說：“這就過來。”我在門口敲了幾下門，張小禾說：“沒事！”我才推門進去。她並沒換衣服，把手伸向我說：“快扶我去水房。”我扶她起來，說：“衣服真的溼透了。”去了水房她站不穩，在浴池邊上坐了，說：“你出去。”我說：“你坐好了，我鬆手了。”我帶上門。在樓道里等，也沒聽見那一聲閂門的聲音。一會兒水響了，張小禾在裡面說：“好了。”我推門進去，她扶著我的身子站直了說：“好一點了。”我又扶她在床上躺下，她仍“哎喲哎喲”地呻吟。我說：“醫生會來了吧？我下去開門，別吵著了二房東。”我下樓把門開了，把外面臺階上的燈開啟。回到樓上只見張小禾身子一顫，捂了嘴指著牆角兩個盆。我說：“是哪個？”她皺了眉，手直顧指。我隨手抽出一個伸過去，她“哇”地一下吐了，頭一伸一伸的直喘，我仍端著盆，她示意我放在地上，又吐了一些，吁吁地喘成一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