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好在是親歷者、過來人。結果一解釋就成了“態度問題”，抗拒從嚴，罪加一等了。
老人說，那時大小是個幹部，就是“走資派”了。抗聯呢？一個“鬍子”，一個“蘇修特務”，幾乎人人有份。許多人還是“日本特務”、“朝鮮特務”、“國民黨特務”，雙料、三料、四料特務。抗聯是給蘇聯搞過情報，是蘇聯特務，可我們搞的是日本鬼子的情報，那時蘇聯是幫助中國抗戰的呀！蘇聯紅軍解放了東北呀！那時離“蘇修”還有二十來年，捱得上嗎？這不是關公戰秦瓊嗎？
張瑞麟當年齒骨被子彈打碎，一隻胳膊骨折，“文化大革命”中一條腿又殘廢了。
老人吃力地張口道，我這輩子別的都沒啥，就嘴上這傷太缺德了，說話不得勁，滿口牙就剩右上邊一個食牙了。喝小米粥最好了，樹皮湯、野菜湯也挺好，乾的用舌頭團巴團巴就進去了。吃大餅子，用手掰開捏碎放嘴裡，喝口水嚥下去。那時糧食最多的是煮包米粒子，大家夥兒嚼得那個香呀，我得用石頭、槍把子把它搗爛糊了。解放後好了，別人吃乾的，給我做稀的，麵條、疙瘩湯什麼的。這是特殊化了，可也不是好吃好喝的特殊化呀，一大堆罪名中，就有了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盧連峰老人說，1946年春天，四平那邊跟國民黨打得炮火連天，這邊在哈爾濱阿什河街一棟三層樓裡，辦“抗聯研究班”，“研究”抗聯的“叛徒”、“特務”、“漢奸”。我老婆也給弄去了。門口站雙崗，褲腰帶沒收了，盛飯時還得一手提著褲子。葛萬才被吊在電扇鉤子上打。他參加抗聯後，鬼子把他老爹抓去，身上綁塊石頭沉江了，日本投降後聽說了，精神就不大好，再這麼一“研究”，瘋了。有個馬雲峰，還有個姓張的，說他倆要殺王明貴，綁下樓去，正碰見王明貴上樓，一問一聽，王明貴說哪有這事呀？這才放了。輪到我了，說我在通河叛變了，我說沒有。他們說那麼多人叛變了，你為什麼不叛變？我說照這麼說，你們是不是也叛變了？有人上來要綁我，我抄起把凳子，說誰敢上我就打死誰。我跑去省政府找馮仲雲，說不幹了，回家種地去。他安慰我，說這事不能耍態度，有人不瞭解抗聯，問什麼，講什麼，配合組織講明白就行了。又說我的老丈母孃在通河被鬥爭了，他已經打過電話了，沒事了。唉，那時林彪就整抗聯，到了“文化大革命”整得更狠了。
有老人說，日本投降後，國民黨說東北從來就沒有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不承認抗聯。北京建立抗日戰爭紀念館，我去看了，有八路軍、新四軍，沒有抗聯。抗聯抗戰14年哪！我們給中央反映情況，有抗聯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幫又不承認抗聯了，就日本鬼子始終承認我們，打我們。
筆者採訪到的抗聯老人，“文化大革命”中沒有未被觸及的。
張瑞麟老人說，12支隊打肇源城，抓住日本參事官的是新兵程化亭，十五歲的小孩。他跟鬼子摔跤，可勇敢了，“文化大革命”時被整死了。
李桂林老人說，我那個表兄劉清峰，說打日本鬼子還打出罪了，憋氣窩火死了。
李敏老人說，張英華，梧桐河模範學校音樂教師，那年十八歲，漂亮、活潑、大方，說話像唱歌似的，是我們這些小丫頭、小小子的偶像。“九一八”事變後參加宣傳隊，唱歌、演講、宣傳抗日救國。後來跟湯原縣委書記李春滿結婚，生個女兒送人了，下落不明。李春滿犧牲後，跟張蘭生結婚，生個兒子死了。1940年在鐵力密營被俘，日本投降後出獄，跟個農民結婚，生了三個孩子。這回孩子都活下來了，她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了。她是個老革命啊，一天福也沒享著啊。
前面說過，馮仲雲是被活活打死的。
連馮仲雲這樣的好人也不放過，那個年代怎麼啦？！
曾經審訊過於天放的日本戰犯中西正植，在供詞中說：“我尊敬為正義而捨生的於天放將軍。”
提起“追星”，今人就會想到追歌星、影星。而在抗戰勝利後的東北，於天放、馮仲雲和他們的戰友，所到之處那些著了魔似的湧向他們的人們，追逐的則是我們的民族之星、抗戰英雄，是金子般的民族英雄。英雄是一個民族的光榮、驕傲和巨大的精神財富。而當英雄被視如糞土時，就知道在那個肯定是瘋了的年代，我們失落的還有遠比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更可怕的東西。
作事認著叫他左了，不能叫他右了。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對這樣的話都不會陌生。而這句話是1936年7月6日前，5軍一位師長就經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