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不起，只能租房子。更可怕的是，他們成了無業遊民，農民沒有了地，還是農民嗎？
政府給的那幾個錢，在現在的社會，能算得了什麼吧！一天一天，人民幣在國內貶值的速度，在加快。政府每年都往社會上，投放了海量的貨幣，都超過GDP的多少倍。去年的一萬元，到了今年，購買力就成了九千，或者八千了。其實在今天，最大的小偷就是政府，他們一天天不負責任的發行大量的貨幣，相當於每天在從每一箇中國人手中搶劫。只要你手中攥著的有人民幣，就不可能抵擋政府的搶劫。
中國的農民們，是最節儉最善良最老實的，他們因為生活沒有保障，只能從牙縫子裡，省下每一分錢，存到銀行裡去。讓他們萬萬想不到的，也無法明白的是，自己的錢放在銀行裡，還生著利息，怎麼會一天天，這樣不值錢了呢？
農民們即使拿著錢，買了房子，住上了樓房，成了市民，但他們從此什麼都要買，他們的收入，能夠支撐下去嗎？
所以，每一次大規模的拆遷過後，都製造了大批失地的農民，他們從此無依無靠，生活在死亡線上。王一鳴作為一個農村出身的領導幹部，他不用調查，都知道農民在想什麼，他們為什麼抗爭。
他在想，如果這裡是自己的老家王家莊，這裡有自己爹孃和親戚鄰居，自己會怎麼想，怎麼辦？這個時候，他想到，老家的村子遠離城市，看似偏僻，是落後的，但也是幸運的，它們因為遠離城市，才沒有第一波趕上這輪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拆遷運動。爹孃才能在有生之年，過著他們想過的，習慣的鄉村生活，有自己的院子，有自己寬敞的住房，可以在院子裡種上自己喜歡的樹木，秋天的時候，棗子、梨子都熟了，院子裡香飄四溢。爹孃還有自己的地，六七十歲的人了，每天還能在地裡轉一轉，看看自己的莊稼，享受著田園風光。他們的日子是安逸的，充實的，幸福的，比著這些拆遷後一無所有的城市貧民，不知道要幸福多少倍。
對於農民同情歸同情，但王一鳴覺得，自己也毫無辦法。整個體制都這樣，自己作為裡面的一分子，看著是身居高位，其實是身不由己，自己的決策只能是按照約定俗成的規矩來，要不然沒有人聽你的，你說的話做的事，就會成為笑話。
就像這一次，不能因為我王一鳴同情這些農民的遭遇，就答應大家的要求，提高補償標準。佔用一畝菜地，補償五十萬。拆遷一平方米的住房，按照商品房的價格，補償四千元。那農民肯定是歡天喜地，配合的很。但錢從哪來？江城市政府會給嗎？他們從哪裡出這個錢？再說了，他們也是冤枉的，為你省委黨校供地，還是劃撥地的價格，得罪人的事我們全乾了，你們這些當大領導的，動動嘴就行了。你們要是逞能，你們拿錢來！
讓王一鳴掏錢，他也沒有。向省財政要，誰會給他？楊春風不同意，劉放明不同意，你一分錢都沒有，還建什麼新校！
所以，只能是剝削農民，壓榨農民，從他們手裡，用國家強制力，以最低廉的價格，拿到土地。這樣大家都好辦，都不為難了。最關鍵的土地有了，至於蓋房子，那錢就好辦多了。所以，農民們又一次成了冤大頭。誰讓他們是老百姓呢！歷朝歷代，老百姓都只能是唯一的冤大頭。因為只有他們最好壓榨，最好欺負，欺負了還可以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利用國家機器，逼他們就範。
第二章（3）
對這些問題，王一鳴是知道的，農民們是最弱勢的，值得同情的，他們今天，就是那些被捅了老窩的鳥兒，心裡氣憤，偶爾叫喳喳了幾聲，但等待著他們，卻是荷槍實彈的防爆警察。也可能這些警察裡，也有出身農村的孩子，但他們現在職責所在，他們扮演的角色，就是國家的專政工具。當官的命令他們幹什麼，他們就幹什麼。雙方都是農民，也身不由己。
出於對農民的同情，王一鳴還想在最後的關頭，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動員他們，主動離開，不要受過多的皮肉之苦。
王一鳴向李耀提出：“李書記，我想對這些農民，喊喊話。”
李耀一聽，很詫異，馬上就要採取行動了，對這些農民，已經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你就是說的天花亂墜，他們也不會信你了。上任市委書記這幾個月，李耀已經處理了多起這樣的事故。江城市是省城，拆遷的任務重，沒有拆遷，哪有那麼多的GDP增長啊！李耀剛上任，也是野心勃勃，他想在自己的任期內，把省城徹底變個樣，來個天翻地覆，以積累自己的政治資本，兩年後，說不定弄個省長噹噹，就是省委書記，到時候他也是熱門人選。他是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