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筆記》合上，跟從獄守走到會客室。去年十二月這本書寄到我手裡，現在半年過去，我可以談談對它的見解。
編者在這本荷蘭出版的反納粹者的作品裡提到，朋霍費爾是軍諜局（納粹德國時期國防軍諜報局——編者注）成員，由於持反納粹見解被蓋世太保逮捕，於1945年4月遇害。他在獄中寫過幾本書，其中就有這本散文與書信集。我曾任安全域性與軍諜局的聯絡官，朋霍費爾神父也算我的舊識，依我之見，他實是死於1943年來軍諜局與安全域性的派系鬥爭。
我曾經造訪過在獄中的他，那時他安詳平靜，不打算出讓自己的立場，也不急於針鋒相對。我們在那間僻陋但足以滿足思考的獄室裡有一席話，關於民族國家，或一些不露報端的政事。“人類不需要超自然的神明，但仍要遵守由施道者設下的秩序。”他撫摸著聖經說起神學，我點點頭：“如果把施道者替換為施政者，我們的見解就一致了——您反對的只是當前的執政黨。”
他有些愕然地看著我，彷彿尼祿身邊不應有神志正常的官僚。我的父親是一位恪守教義倫理的新教徒，我讀書時也曾旁及哲學，何況我身為德意志人，怎會不明白他的精神。
朋霍費爾在他一生中最不自由的時間裡，寫下人類應該自由信仰宣言。後來他因為牽連進一起英國間諜案而死去，因人廢言，他的《獄中筆記》在納粹時代被禁燬。現在自相殘殺的時代已經過去，他的書出版於自由西方，我的朋友把書寄給同樣在獄中提筆作文的我，居心讓我知道血債猶存。
“這個世界需要秩序，但只需要給專業管理者以權威，而不是權力。”我的朋友並不喜歡朋霍費爾的民族主義，他對國家邊界的理解更為淡漠。但這論調異曲同工，我也的確在這本書裡得到了一種溫和的卓見。
於是我的朋友帶著譏諷，為我指出一條安寧的道路。現在我走到獄房甬道的盡頭。被告知有一位“迷索邏各斯先生”來訪。那是他大學時的綽號，現在“令我們對立的世界已經不在”，我們可以談些更好的話題。
1948年6月1日
【編者注】
我在1964年遇見加蘭時常提到的這位朋友，當時他因為間諜罪，被關在法國自己的監獄裡。伊薩？羅森斯坦因是加蘭的大學同學，生於瑞士，長於德國，戰後取得法國國籍。他們在柏林一同度過寓居他鄉的歲月，又在德法邊境上劍拔弩張，情節詳見《一封信》。1956年，他參與了加蘭意圖收復東德的那場密謀，事敗後加蘭車禍身亡，羅森斯坦因則被自己的單位，法國外情局七處判了間諜罪——這個錯誤，耽於度假的法國人目前還沒有發現。
由於一些不便披露的機緣，我得以面見加蘭的這位故友。“48年後，父親的筆鋒明顯不一樣了。”我試探道。
“那小子想越獄。”他揚起嘴角。
1947年底羅森斯坦因把一本朋霍費爾的《獄中筆記》帶到獄中，作為密碼本。這個手段平庸但奏效，其後半年加蘭依靠它破譯密信。“我告訴他蓋倫早就投靠了CIA，後者是他以為缺乏邏輯的OSS的後繼。”現在他深陷在沙發裡，有著年近半百之人的世故與狡黠，只在皺眉時顯露出應有的書生氣，“斯科爾茲內逃獄後去了西班牙。失蹤的繆勒據悉在蘇聯，我建議他多關心古德里安將軍的近況。”
“為什麼？”
“東線外軍處已經成為美國的僱傭兵，前德國陸軍總參謀長正要成為美國顧問，而身在蘇聯的繆勒熟知德國。如果不弄出個狡兔，這些走狗豈有長日？三十年戰爭即將開始，斯科爾茲內卻沒有前往與他上司關係良多的英國，可見在這場遊戲裡，安全域性六處已是一枚棄子。”羅森斯坦因的話音緩慢，彷彿置身事外，“別瞪著我看，記者和間諜只是一線之差。”
“而我父親恰恰深得六處的信任。”
“不止如此，”他換了個姿勢繼續沉在沙發深處，做了個打斷的手勢，“但這偏了題。施倫堡一貫主張歐洲聯合，但令尊實為一位德意志軍國主義者。可惜天不遂人願，歷史仍然回到了1618年，成為冷戰垓心的德國又一次擔綱受害者，這場戰爭在秘密陣線展開，他不能坐視不理。”
那麼，加蘭先生是在1947年底，經由他的這位朋友獲知了一些外部情況，準備在破滅的帝國背後踐行一場務實的戰爭。他曾經是德國的情報官，在這本必然會被美國獄方檢審的筆記裡，他開始講述安全域性六處和東線外軍處，用以威脅那些將他隔絕的人。從那時開始，這本筆記就不再是一個將死之人的自我剖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