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的大批藝術幹部，團結與培養新時代的藝術人才，使魯藝成為實現中共文藝政策的堡壘與核心。”設音樂、戲劇、美術三系，修業期限為9個月，包括中間安排有3個月的實習。正院長暫缺，沙可夫為副院長兼教務長。
周揚作為該院的一位教授，主講《文藝運動》、《藝術論》。1939年11月28日，魯藝正式宣佈：新任院長為吳玉章，副院長為周揚。
不久又任命宋侃夫為政治處處長兼黨總支書記。從此，魯藝的工作一直由周揚主持。魯藝作為黨的文藝幹部的搖籃，為新中國造就了一大批文藝領導骨幹和創作隊伍骨幹，為促進新的人民文藝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此時的周揚，心情格外舒暢。他感到，一切都比他來之前所想象的還要好，要好得多。在這樣一個全新的環境裡，黨中央、毛主席對他是理解的、信任的。黨中央和毛主席以及同志們對他的關愛、教育與幫助，處處使他感到黨組織的溫暖，有一種要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這一神聖事業的使不完的勁頭。 毛澤東談兩個口號論爭 周揚最大的一塊心病是在兩個口號論爭中魯迅對他的批評。這裡的人們對這個問題怎麼看，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同志怎麼看，他不能不關心。還在他到達延安之前，1937年5月間，這裡的中國文藝協會就曾召開過兩次座談會，研討兩個口號問題。到會的有七八十人，丁玲任主席。根據丁玲的建議，由文藝理論組的負責人李殷森（朱正明）經過長時間的準備之後，作了關於聯合戰線下文藝運動的報告。李在這一年的秋天回上海後寫的《陝北文藝運動的建立》記述他報告的內容是：一、聯合戰線論；二、檢討兩個口號的論爭；三、聯合戰線下文藝運動的目標和任務。文章中記錄了他當時的論點：“顯然的‘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更適合於進行和建立戰線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這個口號是太狹窄了。即以它的名字一項而論，標榜‘大眾文學’，那末非大眾的分子就已經都被關在門外，丟到聯合戰線之外去了。民族統一戰線不僅是要‘大眾’的聯合，而且是要聯合非‘大眾’的資產階級、地主以及甚至軍閥等等。如果政治上的聯合戰線或整個的聯合戰線的陣營是這樣的廣泛，而文藝界的聯合戰線卻是如此的狹窄，那末這個聯合戰線是不可能建立的。所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這一口號在目前確是不適合的。”他在文章中還介紹了中央局宣傳部長吳亮平做的結論：“最後，由中央局吳亮平做了結論。他說對於‘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兩個口號的論爭，我們同毛主席與洛甫、博古等也作過一番討論，認為在當前，‘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更適合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作為一種前進的文藝集團的標幟是可以的，但是用它來作為組織全國文藝界的聯合戰線的口號，在性質上是太狹窄了。”（艾克恩：《延安文藝運動紀盛》第19頁）這個記載，比較真實地反映了黨中央以及延安文藝界當時對兩個口號之爭的看法。這些情況，周揚來後想來是會知道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
8 初到延安（5）
一年之後，即1938年5月，毛澤東在接見徐懋庸時，就兩個口號的爭論發表了系統的意見。這次接見是應徐懋庸的請求安排的。他是在轉眼之間由魯迅器重的紅人變成攻擊魯迅的罪人，頂著沉重的社會壓力，失去任何組織關係的情況下，輾轉來到延安，投奔革命的。
他一到延安就請求向毛澤東彙報“左聯”的情況，一洗自己的不白之冤。毛澤東先派秘書找徐瞭解“左聯”情況，然後親自聽取徐匯報了一個半小時。毛澤東聽後講了如下幾點意見：一、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的問題，周揚同志他們來延安以後，我們已基本上有所瞭解。今天聽了你所談的，有些情況使我們更清楚一些，具體一些。二、我認為，首先應當肯定，這次論爭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爭論，不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爭論。你們這邊不是反革命，魯迅那邊也不是。三、這個爭論，是在路線政策轉變關頭髮生的。從內戰到抗日統一戰線，是個重大的轉變，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由於革命陣營內部理論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認識有分歧，就要發生爭論，這是不可避免的。
其實，何嘗只有你們在爭論呢？我們在延安，也爭論得很激烈。不過你們是動筆的，一爭爭到報紙上去，就弄得通國皆知。我們是躲在山溝裡面爭論，所以外面不知道罷了。四、這個爭論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爭來爭去，真理愈爭愈明，大家認識一致了，事情就好辦了。五、但是你們是有錯誤的，就是對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