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右派，使大家蒙受災難。但是，任何一個尊重歷史的人都會看到，在當時那種形勢下，許多事情並不是個人所能決定的。
周恩來在同部分文藝界代表人物座談時曾說，吳祖光雖然講了一些錯話，但還不能說是右派言論，但最終吳還是被劃為右派分子。總理的意見尚且不算數，何況他人乎？就周揚個人來說，他從延安以來就逐步形成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以及他本人性格上的弱點，也決定了他不可能起而抗命。再說，當反右運動已經作為黨中央的集體的意志在全國發動起來的情況下，周揚作為文藝界的主要領導人，如果他不是跟著立即運轉，而是起而對抗的話，那麼首先要打倒的肯定就是他自己。這樣一來，也就不可能指望他在以後的工作中發揮什麼作用了。如果文藝界不是由周揚在那裡具體主持工作，而是另外換一個什麼人主政，那麼，文藝界是否就一定能夠倖免於難或生靈少受塗炭呢？這實在是很難想象的事情。至於說丁玲、馮雪峰等人的遭厄是由於歷史上的恩恩怨怨和宗派因素所致，馮雪峰的看法是比較客觀和公正的。據與他有較多接觸的陳早春回憶，在“文革”中，“有些往訪者，在正式訪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