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針的執行似的，表面上看來似乎他們是在擁護這個方針，實際上他們是在葬送它，因為他們把這個方針的靈魂勾掉了。”（《周揚文集》第2卷第487頁）
周揚在這裡所提出關於在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過程中要防止和克服“左”的和右的兩種思想傾向的論點，以及他所採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不僅在當時被認為有重要指導意義，而且在從那時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壇上，彷彿一直沒有失去其效力。
周揚在答問中還談了他對陳其通等人文章的看法。他說：“當現在正在要求排除‘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障礙，鼓勵大家來‘放’和‘鳴’的時候，這篇文章實際上起了一種障礙‘放’和‘鳴’的作用。因為照這篇文章所舉的例證看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來還不到半年多的時間，就產生如此之多的消極現象，以致反映在文藝上，‘時代的面貌模糊了，時代的聲音低沉了’，那末，必然達到的邏輯的結論，就只有將這個方針收起來。放呢，還是收？在這個迫切的問題面前，我們的作者根據錯誤的判斷作出了錯誤的回答。造成這個主要錯誤的原因就在作者對當前文藝狀況的考察是片面的，他們是用教條主義的眼光，帶著宗派的情緒去觀察事物的。”（同上，第489頁）周揚對這篇文章的批評是相當緩和的，不說他們是教條主義，只說是“用教條主義的眼光”，不說他們是宗派主義，只說他們是“帶著宗派的情緒”，“實際上起了一種障礙‘放’和‘鳴’的作用”。周揚在回答對《文藝報》評論員文章：《電影的鑼鼓》有什麼意見時，稱這篇文章“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作者是一個和電影工作有較多接觸的同志，可惜作者沒有能夠採取正確的立場，實事求是地、恰當地來批評電影工作的缺點和錯誤，而是“採取了抹煞一切的態度，把解放幾年來電影事業的成就全部否定了。”顯然，不論是對“左”的還是右的意見，周揚都是把他們當做人民內部的不同意見來對待的，完全是一種與人為善的態度。
周揚在這次答問中還說，要進一步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使科學、文藝更加繁榮起來，要有一種適合於它的環境，而我們的環境中還存在著一些不利於科學和藝術發展的東西，如教條主義，對待科學和藝術的官僚主義行政命令的方法。他提出要擺脫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世界觀和教條主義的兩重束縛，重視獨立思考，不迷信，不盲從，堅持自己正確的意見，要有理論上的勇氣和創作上的勇氣。 。 想看書來
20“只有打破教條主義才能有活潑旺盛的生命”（6）
周揚最後強調說：“必須改善黨對科學和藝術工作的領導。要領導得好，首先要依靠科學家、藝術家，要很好地和他們合作，信賴他們，遇事多和他們商量，同時，領導者要學會掌握科學和藝術工作的規律。對於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學習。要向科學家、藝術家學，因為在業務上，他們總是比我們懂得多得多。”（同上，第49１頁）是啊，“必須改善黨對科學和藝術工作的領導”！講得好。20多年之後，“文化大革命”結束，在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檔案中，在書報刊中到處不斷出現“改善”黨的領導的提法，大講特講“改善”
黨對各方面工作的領導，尤其是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最早提出“改善”黨對科學和藝術的領導的，恐怕當推周揚了。
在這前後，毛澤東多次把陳其通等人作為教條主義的代表，把《電影的鑼鼓》的作者鍾惦〖FJF〗�NC97B�〖FJJ〗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同時拿出來批評，不過他當時最關心的還是排除障礙動員鳴放，因此他一再催促《人民日報》批評陳其通等人。
４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篇社論說，我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範圍，他們的思想必然在學術文化領域內有所表現，這問題只能用說服的方法解決。對陳其通等人的文章，社論也表明態度，認為他們“對於目前文藝界狀況畫了一幅嚇人的暗淡的圖畫”，“企圖由此來證明這一方針的‘危害’，由此來‘勸告’黨趕快改變自己的方針。但是，黨不能接受他們的這種‘勸告’，因為他們的方針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這裡，對陳其通等人的批評顯然比周揚的答《文匯報》記者問要來得嚴厲。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對我國知識分子隊伍的估計同一年多以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去年初，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會議上的報告中說我國知識分子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