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刺殺攝政王時的那個汪兆銘，實在是眾多女學生心裡欽慕的好男子，可謂是風流一時。可隨著時光的流逝，汪兆銘臉上的明朗漸漸被陰鬱所代替，他的行為也變得和年輕時大相徑庭起來。
現如今，做為低調俱樂部的精神領袖，武漢政府內部“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汪兆銘在政府內外的的名聲實在是有夠臭的。
特別是在武漢戰場上最近的兩場大捷之後，政府裡面的主戰派更是趁機大肆打壓“投降派”，汪兆銘的日子也變的愈發不好過起來。
真的是很難想象，到底是什麼事情讓汪兆銘的思想發生瞭如此巨大的轉變呢。。。。。。。？
大約過了五六分鐘，汪兆銘終於有了開頭的打算，他用有些苦惱的語氣對何部長說道：
“敬之兄，今日在行政院大樓，又有幾名外國記者問我前線的戰事進展，特別是黃佑臣在宿松圍殲第27師團的情況，可我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最後只好用軍事機密的藉口給應付了過去，想起我當時的反應，實在是汗顏啊。。。。。。”
汪兆銘這番話的重點落在了黃浩然身上，說明他這趟要辦的事情八成是和黃浩然有關。這倒是有些奇了，黃浩然可一向都是主戰派們力捧的將領，怎麼會和汪兆銘這個投降派頭子有所交集呢？
於是何部長笑著說道：“行政院又不是外交部，這樣的事情，汪主席大可以推出去嘛！須知那些外國記者中也有不好的，幾天前武漢警備司令部不就抓了一個為日本情報機關做事的外國記者嗎？鬧得沸沸揚揚的。。。。。。”
“敬之兄說的話，倒是有些道理。。。。。”
聽了何部長說的這番話，汪兆銘雖然臉上還是帶著微笑，心裡面卻煩亂的厲害！何部長又怎麼會聽不明白他的意思呢？這般裝聾作啞的反應，其實是何部長在向汪兆銘表示，他何敬之並不打算買他汪兆銘的賬！
對於自己在武漢政府裡面的尷尬地位，汪兆銘心裡面是有數的。
雖然在執政黨內，他的地位僅次於最高當局；但政府裡面的那些實權，汪兆銘卻又幾乎是半點也沒有。由此可見，最高當局對汪兆銘這個幫過先總理手書遺囑的“老朋友”一直是格外的“關照“。
有了最高當局的態度作為指引，政府裡面的官員們大多數都選擇了和汪兆銘保持距離。
被同僚們孤立的汪兆銘感覺他在武漢政府已經徹底沒有了政治前途，於是決定走一條他自己的“和平道路”，委託“低調俱樂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觸。
對於汪兆銘來說，邁出這一步其實也是非常艱難的。正如梅思平所說∶“這件事也實在犯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歷史只怕讓人一筆勾銷。”汪兆銘自己也明白，他邁出這一步的代價會有多大！豈止是勾銷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歷史，甚至還要被千夫所指、萬人痛罵！
唯一能讓汪兆銘感到安慰的事情，就是他居然真的在日本國內找到了一位“主和派”，他遞出去的橄欖枝的熬了回應，那個人就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支那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
在軍事遭遇了一連串的失敗之後，日本政府逐漸為中日戰爭的長期化而感到頭疼，內閣對影佐禎昭的和平計劃開始產生了興趣。於是1938年7月初在影佐幀昭的斡旋下，高宗武與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徵四郎進行了會談。會談時高宗武提出由汪兆銘出馬，從政府外部掀起和平運動的計劃，希望日本方面為汪精衛出馬提供有利條件。日方同意支援汪兆銘出馬進行“和平運動”。
高宗武返回中國後不久因肺病復發住院，汪兆銘只能讓周佛海改派軍委會政略部秘書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武進行秘密談判。在1938年8月29日至9月4日間，梅思平與近衛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進行了五次談判，梅思平將日方的內容轉交汪兆銘，汪兆銘在考慮了整整兩天後向他的小團體成員們宣佈，他決定出馬主持這場“和平運動”。
幾天前，汪兆銘與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陳壁君秘密召開會議，制訂了“和平運動”的具體計劃。
汪兆銘決定將他的這場“和平運動”分成三個階段：首先、他離開重慶，在外地宣佈下野，脫離武漢政府。然後日本政府立即發表宣告倡議與中國進行和談；二、汪兆銘以個人身份發出響應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建議武漢政府停戰；三、雲南等地的地方實力者通電響應汪兆銘的號召，然後在雲南等日軍未佔領地區建立新的獨立政府。
為了保證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