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拍著一個即興電影《就在拐角處》，這個是一個實驗型的電影，烏鴉沒事的時候在酒吧裡拍各種各樣的男女，賣搖頭丸只是一個幌子。後來呂蒙和他認識。
呂蒙在得知烏鴉砸了我的車和房子後，憤怒的去找了烏鴉，他拿著那個木棒去把那家酒店砸了個稀巴爛，最後被人打了個半死。最後還是烏鴉救了他，呂蒙醒來問烏鴉的第一句是你把拿走我唐哥那部分錢還給他，你不還給他，我這輩子子就欠他的了。當然烏鴉沒有還這筆錢，他靠著拿走我的那將近5萬塊錢加上自己的積蓄共計約10萬塊一起入了那家夜總會的股份，雖然很小的一部分，但是烏鴉依靠這點錢已經做到一個小經理。
他本來想靠著入股攢夠自己這個小電影的資金呢，結果被呂蒙搞砸。呂蒙被眾人扁的時候，烏鴉那時候不知道出於同情心還是對於呂蒙的愧疚感而救了他，救了呂蒙也等於丟了自己的飯碗。因為酒吧毀壞很嚴重，烏鴉又當著那麼多人的面幫助呂蒙，所以連烏鴉也扯了進去。然後就有了荒唐的入室殺人，然後就有了各自的逃亡。
那個夜裡我回到自己的房子裡，躺在床上，看著屋內被小段精心佈置的一切，仍然想著呂蒙在這裡的樣子，仍然想的是呂蒙。我想起蝴蝶效應，這是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羅倫茲（EdwardLorenz）提出來的，他形象的說“蝴蝶效應：一隻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以導致一個月後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就是說很小的一個改變會引起巨大的變化。如果呂蒙沒有遇到我，那麼他不會認識貝貝，而貝貝也不可能慫恿他去賣搖頭丸，也不可能還不起烏鴉那筆錢，當然更不會有接二連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看起來毫不相關，但是連起來又變的不可思議。
當然，我不知道後來的事情比我想象的嚴重的多。
我在北京呆了四五天，這五天裡林涵一直打電話催我，說認識了一個報社的老總，讓我有時間過去應聘，我一直呆在鄭州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我和小段以前收養的一個小孩子從重慶趕過來了，這個小孩子是我和小段在大學裡收養的，那時候他13歲吧，第一次來到北京流浪，被小段領回學校。我們其實也沒怎麼幫他，本來想著讓他在北京受高等教育的，結果發現根本是空想，以我們的能力讓他找個二流中學都難，找到北京電視臺，電視臺的態度很堅決，說這類失學流浪兒童我們管不了，如果真的想為孩子考慮，直接送救助站，救助站又讓送下一個救助站，然後就是兒童救助中心，折騰了將近半個月，又回到原點，這孩子就是從重慶兒童救助中心跑出來的。最後我們都很絕望，覺得世界之大，容不下一個孩子，我們倆坐宿舍單人床的兩頭，那孩子睡床上，就那樣過了一夜。第二天那孩子說要去兒童福利中心，我們一路欣喜，可是到兒童福利中心門口，孩子卻走失了。我們找了一個下午，最後坐在公園裡默默流淚。
大四的時候，那孩子又來了一次，這一次比以前大了一點，仍然穿的破破爛爛，只是心比以前更冷漠了，我們給他買了衣服買了飯菜，他已經沒有任何欣喜的表情了，唯獨對我們倆很詭異的笑，我們被他笑的發毛。他住了將近一星期，心安理得的吃住，弄得我們都很煩，突然有一天下午他說要走了，就要了錢走了。走之前他說，小唐哥哥小段哥哥你們倆都不要換手機號，等我有錢了還來北京，那時候我就還你們的錢。我說不用了，到時候不知道在哪裡呢。小孩說，我知道你們倆一定在一塊的，找到一個就找到另一個了。
這樣四年後，他又來了，這次來了已經儼然一個帥氣的少年，我那時候看了突然臉上一熱，這麼帥氣的少年，哎，怎麼長的？小時候也沒有看得出來怎麼樣。他穿著卡其色的外套，軍綠色的休閒褲，下面是耐克球鞋。我說你打扮的好像一個大學生啊，他說，真的啊，好多人都說，哎，只有我自己知道。他聽了我和小段的事之後很詫異，說，哥哥和小段哥分手了？我說，什麼分手啊，我們倆大男人分什麼手啊。他說，你別裝了，你當我小孩子啊，我13歲的時候就知道你們倆什麼關係了啊。我黑線……
然後給了他小段的手機號，他有去找小段，走之前狠狠地罵我一頓，說我不夠義氣，說小段為了我連死都可以不顧，我卻這麼絕情，又說小段白在外國煎熬了四年。又說放心吧，他會照顧小段的，說我這麼不仗義，最後還是說祝我好運之類的話。
送走了小孩，我直接開車一路往鄭州，到鄭州的時候天已經黑了，我只聯絡了林涵，林涵過來看見我就一頓罵，罵完後帶我去他那裡。林涵住的地方還不錯，兩室一廳。他說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