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巖八路軍辦事處。
曾家巖位於重慶市郊的一處紅色岩石之上，又稱紅巖。
這裡的機關對外稱”八辦“，對內是中共南方局，領導著西南、華南的中共地下組織。南方局軍事組組長葉劍英接待了這兩個軍統軍官，決定讓他們繼續留在軍統內工作，獲取情報。不久，又發展二人為秘密共產黨員。
沈玉原名佘家英，1937年，16歲的她經中共川西特委負責人車耀先保送到延安軍政大學受訓，1939年結業後在延安文聯擔任秘書。
1940年悄悄潛入參加息烽特訓班，圓滿結業後被光明正大的打入重慶國民黨軍統局電訊處及電訊總檯，擔任黨在軍統局的地下黨支部書記，把同志們從軍統機關截獲的重要情報送到南方局。
很快沈玉領導的地下黨支部猶如一柄出鞘的利劍，插在敵人的心臟，在敵人最森嚴、最機密的特務首腦機關裡，構建了一個黨的”紅色電臺“，並使敵人的許多秘密行動被我黨掌握。
國民黨軍統電訊總檯設在重慶兩路口浮圖關下的遺愛祠，是由美國援建的現代化電訊中心，由這裡發出的電訊，指揮著其在海內外的數百個秘密情報組織、數十萬秘密特工。
馮川慶在電訊總檯的職位僅次於臺長，管轄軍統在海內外的數百部電臺好上千名報務人員。
馮川慶的位置可以掌握軍統的核心秘密，而張衛林任職的重慶衛戍區電訊監察科，則負責監聽重慶地區無線電訊號，控制無線電器材，正可以保護重慶地區的共產黨秘密電臺。
他倆組成了中共潛伏在國民黨軍統之中的情報小組，其作用十分重要。為了保證安全，南方局軍事組禁止他們再到曾家巖來。
沈玉的到來南方局給她規定了三項任務：一是領導已經打入軍統機關內部的張衛林、馮川慶；二是直接與南方局聯絡傳遞情報；三是相機在軍統內部繼續發展黨員。
為了便於工作，不致引起敵人注意，組織上決定她以張衛林”未婚妻“的身份作掩護，並讓張衛林從軍統宿舍搬出來，以”夫妻“的名義和張沈玉一起住在牛角沱的兩間平房裡。
為了避免特務盯梢，沈玉和南方局的聯絡不直接到曾家巖50號周公館去，而是透過四德里的一個古老小巷裡的聯絡站進行。
就這樣，年僅20多的沈玉和她的戰友們，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劍，插入了國民黨的心臟。他們憧憬著民主事業勝利的曙光早日閃現，臨危不懼地工作著。
沈玉他們多次獲得總檯的密碼、波長、呼號、圖表和軍統在全國各地秘密電臺的分佈情況。與此同時，延安電臺也不斷收到在軍統電訊總檯工作的共產黨員馮川慶利用電臺值班間隙發出的密電。
一次從戴笠發給胡宗南的密電中獲悉軍統準備派遣一個”三人小組“，攜帶美製小型電臺，透過胡宗南防區，潛入陝甘寧邊區搜取情報，這個密令被沈玉等傳送給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
結果，”三人小組“剛跨入邊區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裡的軍民抓獲，不僅美製電臺成了戰利品，同時，也增加了一條揭露蔣介石”假抗戰真反共“的具體罪證。
同年4月，設在天官府街14號的中共地下聯絡站被軍統特務發覺，他們採取放長線釣大魚的手段，準備在該站進行聯席會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產黨人。
由於這個情報送來得較晚，沈玉無法脫手讓別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規定這是不允許的），遞上一張”有險情，速轉移“的字條，便匆匆離去。
軍統破壞我地下聯絡站的計劃落空了，戴笠卻從中發現了疑問，為什麼我的秘密行動走漏得那麼快？為什麼中共的準備又是那麼充分？難道我軍統內部有人資敵通敵？想到此處，他倒吸一口冷氣：好厲害的共產黨，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彈！
戴笠的猜想沒有錯，沈玉領導的特別支部，除原有的張衛林、馮川慶之外，又發展了趙裡耕、楊璽、陳國鑄、王西珍等4人為地下黨員。這樣一來，機房、報務、譯碼等組（室）全有了共產黨的眼線，訊息焉有不走漏之理。
戴笠情急之下，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劉培初密商，要對全域性人員進行一次普審，尤其是電訊、機要處室，不論是頭頭還是一般人員，發現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後審。
事有湊巧，沈玉這天騎腳踏車上街，被一輛逆行的小臥車掛倒，車主人下車道歉，竟然是大姐佘顧彥，二人不約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別偶遇，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