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習到更正確的拼寫，如何運用高中水平的語法。我學會如何運用勇氣對付權力分子。”
我們必須承認認為新聞記者不需要專門訓練而只憑衝動即可的觀念是可笑的。德拉吉誇張了網際網路的革命性。在網際網路最初的普及過程中，的確出現了暫時的失序，但是伴隨著網際網路更重要的是公眾心態的成熟，它最終依舊會變成一項或許偉大但終究簡單的技術。而新聞業在經過最初的衝擊後，很快會恢復它的規則，網際網路像電視一樣成為新聞發展史中的一項新技術。我們可以用德拉吉最成功的萊溫斯基事件來反駁他，倘若沒有被《新聞週刊》放棄的深入報道作為基礎，德拉吉是無法成功的。他碰巧成為第一個說話的人。當然，我所講的一切並非在否認這個叫麥特·德拉吉的成就。我只是想說明這個喜歡戴稻草帽的人的背後，隱藏著我們時代各種文化之間的衝突。我當然承認，德拉吉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趣味性的人。如果你是一個美國夢想的信仰者，你沒法不喜歡他。
他出生於馬里蘭州華盛頓特區的一個郊區，一位自由民主黨人的獨子。父親是工人，母親是律師。與新聞發生的唯一聯絡始於童年時在睡覺前聽收音機裡的犯罪新聞及十幾歲後開始看的CNN一線報道。在高中是個差生，未能進入大學，在開創“德拉吉報告”前，一直是低階店員，文化水平甚低，甚至連拼寫都不過關。
就是這樣一個“Nobody”，藉助網際網路與執著的“扒糞”精神以及可貴的運氣，成了今天的媒體界的“Somebody”。《德拉吉傑作》出版後，很快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主流媒體紛紛予以評介。此時他依然堅持：“我沒有學習過任何新聞學。一切不過是欺騙而已。”
從個人角度來講，他的確具有標誌意義。有人將之比作“貓王”，因為當艾爾維斯·普萊斯利扭著屁股出場時，50年代的成年人的確對此不屑一顧。或者，他更接近一點拉里·弗林特，這位色情出版業大王，揹負著大部分人的指責，卻被一位法學教授讚譽為“最大限度地擴大了美國人言論自由的範圍”。更極端的人，將之視作當代的湯姆·潘恩。這位美國的奠基人之一在寫作《常識》之前，是一位飽受辱罵的異教徒。當然，德拉吉更願意說自己是鮑勃·伍得沃德與卡爾·伯恩斯坦（水門事件的揭露者），但是鮑勃·伍得沃德卻公開斥責德拉吉對新聞業的玷汙。不管怎麼說，麥特·德拉吉註定成為一個反抗傳統、挑戰權威的符號式人物。在一團混亂中，德拉吉讓自己成為像貓王的搖擺、安迪·沃霍爾的坎貝爾湯罐與斯蒂夫·喬布斯的蘋果電腦一樣永久的歷史符號。
到這裡，德拉吉的浪潮也該平息了，更重要的事情是，我們如何清晰地面對新聞業的責任。在技術的衝擊、公眾的低階趣味對媒體的影響愈加明顯的今天，新聞從業者顯然不能說，我只提供不顧真假的事實，讓公眾自己去分析。因為新聞業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扒糞”的工作，它肩負著從某種程度來講更重要的使命。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講道，由於現代生活的實際情況極為複雜，社會愈來愈功能化，新聞記者成了聯結廣泛的外部世界與個人之間的唯一紐帶。所以新聞記者必須時刻保持清晰的頭腦與自我反思和學習的能力，在現實的報道中引入客觀而崇高的情感。甚至由於報刊已經成了大眾主要的精神生活，所以新聞記者必須成為聯結高階文化與普通群眾之間的紐帶，將人類文明中最精髓的東西透過報刊傳達給公眾。
我們的麥特·德拉吉先生當然會嘲笑這種典型的“精英主義理想”。我們當然要和德拉吉先生一樣奮起反抗媒體集團由於商業利益或政治利益而出賣新聞業的獨立精神，但是我們更應該清楚，我們所憑藉的手段絕不是“緋聞與道聽途說”。
兩個世界之間
對於奧地利書商多伊蒂克來說，那個叫西格蒙·弗洛伊德的心理醫生與新世紀光芒沒能帶來好運氣。早在1899年11月，他就把這本叫《夢的解析》的書足足印了600本，並打上了1900年印刷的字樣。可是，新年到了，這本書只賣出123本，而評論界對此幾乎不屑評論。
而對於法國人亨利·柏格森來講，1900年是他輝煌生命的開端。這個41歲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家在這一年參加了第一次國際哲學大會，這一年他還出版了《笑：論滑稽的意義》。整個歐洲馬上就要被這個熱情洋溢的人所倡導的“自由意志”、“直覺與衝動”所征服。
而德國人弗里德里希·尼采同樣幸運，他終於有機會擺脫已經11年的精神癲狂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