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募，忽視了質量。另有不少人從保密制度的角度質問安全域性：“為什麼讓職位那麼低的人員接觸到現任高階政要的機密檔案？”
其實，早在此之前，議會情報安全委員會主席、前保守黨國防大臣湯姆·金就已經好幾次約見英國幾家情報機構要員，提醒他們注意內部安全，嚴格管理機密材料。近年來英國情報安全部門不斷出現“變節分子”，沒少洩露機密。1984年，安全域性人員麥克爾·貝坦內企圖向蘇聯克格勃出賣機密，1985年，卡西·梅西特向外界透露了安全域性詳細的反間諜、反顛覆機密。1987年彼得·賴特出版的《反間諜者》一書，更是把安全域性的家底兒抖摟一番。
由於1989年《保密法》出臺後，人權自由派團體向歐洲聯盟人權法庭遞交了抗議報告，所以大多數洩密者都沒有被起訴。每次轟動性的洩密小鬧劇過後，英國情報界總要對自己內部管理、人員錄用等問題審視一番，這次當然也不例外。
戴維·謝勒雖然離開了安全域性，但同樣給英國情報機關惹出了不少麻煩。辭職後不久，他就向《星期日郵報》記者尼克·費爾丁出售了28份政府秘密檔案，得到了4萬英鎊的好處費。
1997年8月下旬，英國媒體紛紛報道了一條令情報機構和內閣要員們十分尷尬的訊息，說是“現任幾位政府要員曾是安全域性偵查和竊聽的物件”。此話一出，真是石破天驚。
經過調查，原來這都是戴維·謝勒向媒體披露的。戴維·謝勒曾對媒體說，從70年代到80年代，安全域性對現任政府高階官員的某些工黨人物進行過電話竊聽，並將他們的材料一直儲存到1992年。被竊聽的高階官員有：現任內政大臣傑克·斯特勞、社會安全大臣哈里特·哈曼女士等。
彼得·曼德爾森1977年擔任英國工會大會負責人，也是共青團員和大不列顛共產黨黨員。他在牛津大學讀書時，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多次出國參加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組織的“青年節”，去過古巴等國家。安全域性從他還是個大學生時就進行電話竊聽，目的是想弄清他是一個臥底間諜還是一個只有共產主義傾向的人，當然竊聽者從中得到了不少曼德爾森的其他趣聞。
至於《衛報》副主編兼記者維多利亞·布里頓女士，是因為她的銀行賬戶上多了25萬英鎊而被懷疑，因為那些錢是從利比亞匯來的。英國打擊有組織犯罪的法律規定，銀行若認為哪筆款項可疑應向警方報告。安全域性接到報告後，懷疑她在為利比亞恐怖分子洗黑錢，從1993年起對她進行偵察。除了電話竊聽外，布里頓走到哪裡，特工就跟到哪裡，原本打算在她的家裡安裝秘密攝像器材，但因太容易被布里頓的家人發現，所以沒幹成。
不過時隔不久，特工們發現了布里頓得到那筆錢的正當理由。戴維·謝勒幾乎是有點幸災樂禍地說：“為了偵察布里頓女士這一‘典型的洗黑錢行為’，MI5花了75萬英鎊。”
世人皆知，英國安全域性局長期以來對左翼人士進行著廣泛的偵查，其中包括工會組織者、人權和自由派團體成員以及積極參加政治活動的青年學生。不過在戴維·謝勒看來，安全域性這樣做，實在是有點神經過敏，甚至是侵犯人權，純屬是無事找事。
這些事經媒體一報道，馬上傳得沸沸揚揚，讓情報部門十分緊張。於是在1997年8月24日，英國國會舉行聽證會，討論洩露機密者謝勒的行為是否違反了《保密法》。
5天后，也就是8月30日，政府從最高法院領到了上方寶劍，立刻制止戴維·謝勒透過公開出版物背叛國家安全事業，讓某些個人受到傷害的行為。英國內政大臣傑克·斯特勞表示，他不想阻止法庭辯論，謝勒的行為已經“對國家安全構成很大危害”。從國家安全利益出發，制止洩密行為是必要的。他還說，自己曾多次勸告有關報紙不要刊載謝勒洩露國家秘密的文章，但沒有效果，所以只好藉助法令來解決。
聽證會以後，一時滿城風雨，英國民眾也議論紛紛，都來質問“究竟存了多少份公民的黑材料”？
8月29日，《泰晤士報》透露，安全域性局長史蒂芬·蘭德男爵迫於公眾壓力，準備近期公開本局所掌握的公民私人秘密檔案的數字。當時外界估計至少有100萬份公民私人秘密檔案。也就是說，幾乎每100個英國人中，就有一個被偵查。但是後來公佈的實際數字卻比這種估計要少得多。
實際上，在一年前，安全域性已經根據議會安全委員會的指示，開始銷燬不需留的檔案，蘭德局長想選擇一個適當的日子公佈數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