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明瞭的。
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說，群體是用形象來思維的，並且容易誇張，容易陷入極端。正因為如此，想要某一種觀念對群體產生有效的影響，它就必須披上形象化的外衣。
因為只有以這種形式，它們才能為群眾所接受。
在十八世紀英國的南海股票風潮中，一位詐騙者的手段簡單而大膽，他釋出了一份募股說明書說：“本人有一個專案，需要50萬英鎊的資本，一共分為5000股，每股面值100英鎊，定金兩英鎊，認購者只需要支付定金，每股每年就能得到100英鎊的股息。”
第二天上午九點，當他開啟康恩希爾街辦公室的房門時，瘋狂的人群蜂擁而入，幾乎要把他擠倒。到了下午三點的時候，他已經賣出了1000股，並且都付了定金。這個大膽的騙子在五個小時裡就賺了2000英鎊。他見好就收，當晚就逃得蹤影全無了。
還有一個同樣成功的騙局，行騙的手段是所謂的“環球許可證”。這些許可證只不過是一些撲克牌形狀的紙片，上面貼著“環球飯店”的標誌，並且刻著“帆布許可證”的字樣。按照詐騙者的說法，持證人可以在將來的某個時間裡，隨意認購一家新建的帆布廠的股票，而這種許可證在交易市場上的售價高達60個金幣。
類似這樣的騙局還有許多，它們往往簡單得令人咋舌，然而它的效果又是那樣的好。這種盲目的輕信，毫無疑問是建立在群體的簡單觀念上的。
也只有靠形象思維得來的簡單觀念，才會讓群體如此盲目而輕信。
而且，儘管以上的騙局一個又一個地被揭穿，但是民眾絕不會因此而停止受騙，與此相反，無論到什麼時候，受騙者都會大有其人。
（2）如何讓群體接受新觀念
只有簡單而明瞭的觀念，才能被群體所接受，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觀念都是簡單明瞭的。
想要讓它更容易被群體接受，就要對其來一番徹底的改造，使其更加通俗易懂。特別是那些高深莫測的哲學或科學觀念，以群體低劣的智力水平是根本無法接受的，因此，對它的改造也就來得更加深刻。
儘管隨著種族間理性程度和聰明才智的不同，這種改造有的時候大一些，有的時候小一些，但是無論如何，改造的方向都必須是低俗化和簡單化。
之所以要這樣，是因為從社會的角度看，觀念從來不存在等級制度。我們從來沒發現哪種觀念要比另一種高明一些，這是因為不管觀念剛出現時多麼偉大或正確，只要它一進入群體的智力範圍，它那些高深或偉大的成分，便會被立即剝奪殆盡。
17世紀俄國的變革，可以稱得上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當彼得大帝嘗試著在俄羅斯開展一場全面的改革時，所有來自西方的科學思想、技術成果都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強烈的抵制，而且這種抵制不僅僅來自於萬千民眾，甚至連皇太子都加入到其中。
這裡面的原因很簡單，以群體的智力水平，是無法接受一套複雜的變革觀念的。
於是彼得大帝被迫做出了調整，將這套變革觀念改造成了最低俗也最簡單的形式，以便於在民眾之間傳播。
改造後的新形式是——從男性臣民的臉部入手，剪掉他們的鬍子。
當彼得大帝的歡迎宴會開始之後，衛兵們就衝上前將來賓都按住，強行剃掉他們的鬍子，震驚的來賓甚至還未能回過神，就已經成為了新觀念的接受者。
（3）群體難於被動搖
我們始終認為，一種正確的觀念很容易被接受。
然而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舊觀念很難被消除，對待同一個明顯的道理，有理性的人或許會接受，但是換成缺乏理性的人，則很快會被他無意識的自我帶回原來的觀點，
人們將會看到，過不了幾天他便會故態復萌，用同樣的語言重新提出他過去的證明。
所以說，群體很容易處在舊觀念的影響之下。
因為它們已經變成了一種情感；只有這種觀念，才是影響著我們言行舉止最隱秘的動機。
這就意味著，只要觀念能夠深入到群體的頭腦之中，並且產生一系列效果時，和它對抗是徒勞的。
這就導致了一個社會學現象：所有的群體都很難被動搖。
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前的一個世紀裡，所有人都信奉君權神聖，民主與自由的觀念根本無法在法國保有一席之地，誰要是在大庭廣眾之下談論這些，一定會被民眾當成瘋子。甚至於哲學大師伏爾泰也因為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