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觸她，只能投些稿件和點播一些《星星索》，《草原之夜》之類的情歌來暗表衷腸。當時我最大的享受就是聽她配樂播頌我的詩歌和散文，工地上的一天勞累頓時得到消散，身心全浸在幸福之中。
然而，我這種精神享受在文革初期成了我的滅頂之災，我的文章成了宣揚封資修的鐵證，掛大牌子批鬥，戴高帽子游街，整整折騰了七天七夜。
這突變的風暴搞得人人自危，我的那些好友，有的上臺揭發批判，有的怕受株連急忙躲開，這飛來的橫禍，對我這個涉世不深的青年來說是又恐懼又難熬，我實在是挺不住了，我想到了自殺。
於是，一個黃昏，我只身來到輸水道117高地，不會吸菸的我一支接一支地點燃，死前的目光凝視著被輸水洞擠壓而飛騰怒吼地瀑布砸向消能池，池中泛起大朵大朵地浪花，好向在慶祝它們超脫後的歡悅。
一隻細手拾取我的煙盒把她扔進水裡，她來了，與我坐了很久。“說實在的，你的每一篇文學稿件我都看了好幾遍，你的詩歌和散文人情味濃、正義感強、責任心重，我很喜歡你的文章。我覺得文如其人，很願意和你交個朋友。”
半年後，我們結了婚。因為當時很多人不理解我們的結合，所以我們沒拍婚照，沒舉行婚禮，領了證書就算成了家。那種歲月註定我的仕途不會平坦，文革風吹得我起起落落，趕上好時候又積勞成疾，八零年患腎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