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鄰山東局倒是很積極，派蘇魯豫支隊和隴海南進支隊兩支隊伍南下進入。自己的地，自己不種，由別人耕種，人家憑什麼聽你指揮？說到底，不是隸屬關係，而是友鄰關係。打勝了，功勞是你張愛萍的，打敗了，傷亡是我自己的，憑什麼啊！老子想打就打，想撤就撤，你管得著嘛！
裝甲兵副司令沙風當年的陣中日記有這樣一句話：“單位大，複雜，各人自己都想發洋財。”沙風原是蕭縣縣大隊的，父親的部隊和鬼子不期遭遇，他正巧路過，帶著部隊就上來支援。後來在攀談中知道他是從抗大分到華中來的。他想編到我父親這裡來，他說，編不到這裡也會被別人吃掉。這也許就是當年的縮影——有槍便是草頭王！
父親回憶說：“我從陳光薇（注：楊純）那裡知道，山東省委派金明建立蘇皖黨委，我想，我就沒有必要再去建什麼組織了。我透過吳法憲的電臺給金明發電，希望他南下。”
又是這個楊純。看得出，她在幫他。
早在這之前，山東分局派金明（注：曾任湖南省委書記，國務院秘書長）到邳睢銅地區開展工作。邳睢銅是指邳縣、睢寧、銅山地區，在徐州東南的黃河故道上，它伸進了隴海線以南中原局所屬的地盤上，緊接皖東北。後來，中央決定將其與皖東北根據地合併，成立蘇皖區黨委。父親當時的想法是，撇開地區門戶之見，請金明同志向南發展，統一領導這個地區黨的工作。金明在《關於皖東北的情況》中寫到：“約在八月中旬，接到張愛萍來信，約我去靈璧張大路會合。張愛萍是七月從豫皖蘇地區到皖東北的。……張愛萍說他到皖東北本是建立區黨委的，現在已經成立了蘇皖區黨委，就不必再建了。”
父親是第一次大革命後期的老共產黨員，在中央蘇區就是蘇維埃候補執行中委，中央局一級幹部，在紅軍中擔任師一級領導，抗戰初期是黨的省委一級幹部，以這樣的資歷和職位，真誠地邀請比他低的同志主持工作，而自己主動提出配合。他說：“我自己當配角，以便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同時也可以更多的精力抓好武裝鬥爭和軍隊建設。”
看得出，當年的他，是何等的用心良苦。山東的部隊，理應由山東黨來節制，他必須認識到這一點，否則就一事無成。金明敬重父親以事業為重的氣度和風格，專程託人送來一件皮襖。8個月後，在抗擊國民黨頑固派王光夏的戰鬥中，父親爬上草垛觀察，突然背後像似被人猛擊了一拳，栽了下來。原來是被敵狙擊手冷槍擊中後心。幸虧彈頭是從屋脊的橫樑上劃過，擊打在厚厚的羊皮襖上，略有擦傷。父親開玩笑說：“金明同志送給我了個護身符。”少奇同志說他：“你是偵察兵還是指揮員？記住，有一沒有二！”
金鐘罩！金明的皮襖護佑了他。
劉少奇來到中原局後，馬上意識到，張愛萍孤軍奮鬥，太困難了。於是他責成彭雪楓支援一個團過去。同時向中央報告，調整並重組皖東北黨的領導機構。
1939年12月，為了統一指揮進入皖東北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在該地區成立了蘇皖邊區軍政委員會，以張愛萍為書記，金明、江華（注：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等同志參加。此決定由中原局下達，報告中央並轉山東分局。
我看到父親當年給華東局的工作報告：“不管地方上還是軍隊上，都是幾個不同地方來的。軍隊本身，又是八路軍，又是新四軍，弄得內部不團結。雖然華中局（注：六屆六中全會後，中原局即改為華中局）指定我負責，但彼此之間沒有能夠站在黨的利益上統一起來。雖然鬧不團結的稱英雄的不是我，然而我是受黨命令負責領導，沒有能夠想盡一切辦法去團結同志，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這是我應該負責的錯誤。”
委曲求全。在這種情況下，唯一可做的，大概只能是“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了。
父親回憶這段歷史時說：“當時來到這裡的，都是各搞各的，擴大自己的力量，沒有建立根據地的思想。劉少奇主張成立皖東北軍政委員會。他要我當書記，我建議還是其他的同志來當，後來決定劉瑞龍（注：建國後任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過來。他一天到晚就是奔走部隊和黨的這些關係。”
1940年3月28日，劉瑞龍出任軍政黨委員會書記。大革命失敗後，他和我父親一起在國民黨統治的心臟地區舉行蘇北農民暴動，組建了紅14軍。“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總理接見江蘇的造反派組織時特意提到：“你們江蘇是革命的老根據地，紅14軍就誕生在你們那裡嘛！現在還在的有劉瑞龍、張愛萍、黃火青（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