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世界盃開幕式時，他不假思索地說：“不、不、不，弄不到票，只能在家看電視。”這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也許是難以想象的，堂堂一市之長去看在他們本國舉行的世界盃的願望都難以實現，可以想見在德國官員的權力所受到的約束。
而史密特先生絲毫沒有覺得在來自異國的記者面前表示弄不到球票會難堪，他愉快地告訴我，他會和朋友、太太一塊兒找個酒吧看比賽。他說那樣的感覺更好。我問他，作為市長在酒吧裡看球賽有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他聳聳肩膀攤開手說：“沒有、沒有，這時候沒有市長，大家都是球迷。這個城市的每個人都認識我，我是他們每個人投票選出來的，我是他們的好鄰居。”
就在這時，我們的採訪被門鈴聲打斷了。幾分鐘後史密特先生向我們表示歉意，他說鄰居家的貓鑽進了一間沒有人的房子，出不來了，鄰居來向市長家求助。這個插曲似乎是在以最快的方式向我們證實他幾分鐘前所說的話—“我是他們每個人投票選出來的，我是他們的好鄰居。”
十幾分鍾後，市長夫人從鄰居家救貓歸來，我們的採訪也結束了。市長夫人熱情地邀請我們一起品嚐她家裡的中國茉莉花茶和她親手烤的蛋糕。這次採訪的結束時間我特意安排在了《南京零距離》開始直播的時候，我撥通了“零距離”直播熱線，和曉樂做了一次直播連線。當然，少不了讓史密特市長用我剛剛教會他的一句中國話向大家問好：“《南京零距離》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德國人的性格。
德國人的嚴謹是在世界上出了名的。在德國遊歷的幾天裡，我當然感覺到了，不過，除了嚴謹，德國人身上還有更多讓人驚歎的特質。
1、志願者阿卡爾
在驅車前往多特蒙德的路上，學德語文學的呂先生和我聊得很投機，提出晚上請我喝酒，而且多年不喝烈性酒的他竟然要和我喝白的。連續的疲勞工作使我欣然同意放鬆一把。在買酒的小店裡我們意外地發現一個年輕人胸前掛著一個印有世界盃標誌的胸牌，呂先生馬上跑過去和他聊了起來。幾分鐘後他興奮地告訴我，這個叫阿卡爾的小夥子是世界盃的志願服務者，他願意為我們做嚮導。
第二天一早我們如約見到了阿卡爾。他說我們一定要去多特蒙德市火車站廣場看看，那裡有一個專門為世界盃比賽設立的一千二百平方米的超大型電視螢幕。一路交談中我們得知，這個叫沃桑·阿卡爾的小夥子二十四歲，是土耳其人，庫爾德族的後裔。我一下子想起國際新聞裡那些關於這個民族的不幸訊息，不過，這個小夥子很開朗，和大多數穆斯林一樣有濃密的鬍鬚、深邃的目光。
來到多特蒙德火車站廣場，那個讓當地人非常自豪的超大電視牆和震耳欲聾的音樂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他們在廣場上駐足仰望這個龐然大物，這也是我們到德國三天來感受到的最強烈的世界盃氛圍。據當地媒體報道，六月二日德國足協主席貝肯鮑爾先生專程乘直升機來為這個大螢幕揭幕。當天，多特蒙德陰雲密佈、山雨欲來，貝肯鮑爾一到竟然雲開霧散、陽光普照，當地媒體驚呼，他們的足球皇帝的光臨果然是天降祥瑞。看來，哪裡的媒體都會八卦。
距火車站廣場不遠是該市最著名的和平廣場，據估算，開幕式當天會有一百萬各地球迷彙集到這裡共襄盛舉，這對於人口不到五十五萬的多特蒙德市而言，其壓力可想而知。其中大批球迷會聚集到這兩個廣場。為了應付那百年不遇的人潮，多特蒙德市做了大量準備。我們在南京也能見到的那種流動公廁就準備了一百五十個，不同的是他們的流動公廁是免費的。走著走著，阿卡爾指著我們腳下說，我們現在踩著的紅地毯也是專門為迎接各地球迷準備的，長達六千米。這讓我有些意外。在我們中國人的禮儀常識中，走紅地毯是最隆重的禮儀之一，走在上面的人非富即貴，而德國人卻把這種禮遇提供給了全世界不分國籍、不分貧富、不分信仰的所有球迷，很像《沙家浜》裡阿慶嫂的唱詞—來的都是客。
阿卡爾告訴我們，他不僅是一個狂熱的球迷，而且是一個水平很不錯的球員，還兼職做足球裁判，但在世界盃期間，他作為志願者就看不了比賽了，連電視轉播也要請家裡人錄下來過後再看。我問他為什麼願意這樣做，他說，我們每個人都活不了多少年，過幾十年我們都不在這個世界上了，能參加一次世界盃，能為這樣的大事提供一點兒服務，老了以後回憶起來會覺得很有意義。他的回答很像是“土耳其版的雷鋒”。我寫前面一句話的時候猶豫一下，因為我不知道到底說他是“土耳其版的雷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