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過多少句髒話，也不知道被付韻妮打過多少拳。彩姐則是一聲不吭的跟著我，她是我們這群人當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個，此刻卻什麼忙都幫不上。
到了厚慈街，胡宗仁吵著說他餓了，要吃東西，我白了他一眼說你想不想吃我的鼻屎。司徒說，現在才10點多鐘你這時候吃什麼飯呀，抓緊時間，咱們再走到較場口去，一邊走一邊核對下我們之前標註的位置是不是正確。於是我們一行人又開始由下至上的爬到了坡頂，不過這次就快得多了，我也在路上反覆核對每根燈柱的位置，因為這可能是我們所能想到的唯一線索。到了較場口以後，司徒帶著我們去吃了眼鏡面。這是一家犀利無比的麵館，據說店老闆是戴眼鏡的兩兄弟，所以就叫做眼鏡面。我是個對面食極其鍾愛的人，在到處都是美味麵條的重慶，眼鏡面的味道卻讓我覺得非常霸道。吃完後我們並沒有急著離開，而是拿著我之前畫的那張圖紙，反覆計算著任何一種可能性。
十八梯上的路燈比較奇怪，通常路燈都是修在道路兩側的，而這裡卻時不時有路燈修在了小徑的入口處，造成兩個路燈柱子緊鄰的現象。司徒告訴我們一個故事，在當年日軍對重慶進行大轟炸的那幾年，重慶老城裡的人民死了很多，如果說重慶大轟炸遺址那個防空洞裡悶死了數萬人的話，那那些還沒來得及躲進洞裡，或是還在家裡聽到空襲警報就逃出來的人，大多數都死在了逃亡的路上。日本飛機丟下的炸彈，讓當時的渝中人民飽受摧殘。十八梯則是作為一個被轟炸得極為嚴重的區域，而且死亡人數非常多。司徒告訴我們，因為十八梯的路一直都這麼窄小，而且距離平路相對遙遠，轟炸機來的時候，光是跑到平坦的地方都要花不少時間，這當中還不考慮體力不足的問題。於是數以千計的老百姓尤其是住在十八梯的手工匠人和貧民，不少都橫屍在梯坎上。司徒頓了頓說，你們還記得當時有一年搞防空演習的時候，電視裡反覆滾動播出的那些黑白照片嗎？那些就是在十八梯拍攝的，是一個德國記者照的，不管是男人女人還是老人小孩，日本人的飛機一來，誰都逃不了。
說到這裡，胡宗仁再一次完美的展示了他的憤青本質，他狠狠一拍桌子，站起身來義憤填膺地大聲說道：“可恨的小日本鬼子！”引起周圍鄰座的人詫異的眼神，我們四個都覺得挺丟人的，於是默默低下了頭，看著自己吃剩的麵碗。
司徒接著說，後來日本人打跑了，蔣介石邀請毛主席來重慶見個面開個會，兩人第一次見面的時候，都還不是各自黨派的最高領袖，第二次見面才是，這就是有名的重慶談判，不過談判進行得非常沒有內涵，蔣介石表面上對毛主席的要求表示預設，私下裡卻派遣特務在重慶製造一些事端，因為重慶是抗戰時期的陪都，當時蔣介石在對抗日本的事情上，還是非常給力的。所以在陪都時期，重慶人民對於蔣公大部分的情感還是在愛戴，因為他至少是在保護這滿城的百姓。正是因為那些年蔣介石在重慶的威望樹立的比較高，所以當這些被蔣介石自己製造的事端出現了以後，很多老百姓就把禍根歸結到了毛主席的身上，當時的民盟主席張瀾老先生立場雖然偏向於毛主席，因為只有毛主席所爭取的多黨共治得以實現後，民盟人士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參一腳。不過在做法上，張瀾卻遲遲在等著雙方各自的表態。雖然最終簽訂了雙十協定，也很快變成一張廢紙。司徒轉頭問胡宗仁，你這莽夫，你知不知道當時在協定簽訂後沒多久，這一代發生了什麼事？胡宗仁搖搖頭。司徒哼的冷笑了一聲，那意思好像是在說沒文化真可怕。也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司徒也漸漸學得跟我一樣壞，喜歡戲弄和打擊胡宗仁了。彩姐這時候插話了，她說是不是那個較場口血案？司徒點點頭，果然念過書的就是不一樣。
司徒說，當時為了慶祝抗戰勝利和國共談判，重慶的文化界和知識分子在較場口一帶搭建了很多戲臺，有的用來表演話劇，有的用來發表演說，有的用來表達對新政府的憧憬。正當廣場上的人群情激昂的時候，一群被蔣介石的愛將陳立夫指派的特務混進了人群裡，對著那些愛過知識分子開始毒打，頓時廣場上亂成一團，不少我們熟知的社會名人都被打了，李公樸、郭沫若、陶行知、馬寅初都沒逃過毒打，警察管不住，因為警察是受命於地方，而特務是直接聽命於國民黨的高官。後來，周恩來和馮玉祥趕到現場，那些特務害怕被查出來問責，才紛紛逃走。馮玉祥覺得這臉丟大了，因為他雖然心向新政府，但畢竟是國民黨的高官。而這一鬧劇卻發生在政治對手周恩來的眼皮底下，雖然大家都沒把話挑明瞭說，但是誰都走到這場混亂是國民黨單方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