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都是一樣的。比如說轎子，中土很久以前是沒有這玩意的。最早就只有皇帝乘用的‘肩輿’，其他人都是沒有資格公然乘用‘肩輿’的，後來則是有了某皇帝賜元勳老臣坐轎子特權之先‘例’，這先例一開，慢慢的便開始有官員私下違制乘用，最初大抵就是炫耀與狐假虎威，而後蔓延開去，已禁不勝禁，結果就只能從俗，改換過幾個朝代之後，新朝朝廷乾脆給轎子定了階次、等威，以維繫官面體統。轎子或者類似的‘輿’，也就從皇帝天子一人獨享的代步乘具，慢慢變成了很多人都可以乘用的代步之具了。
這種情形從來都差不多。事情一開始只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但到了後面就是無論尊卑貧富，皆可乘坐。其實質是對特權的僭越，轎子就是這麼個玩意。
當官方已成風氣，民間豈有不跟風而上的？什麼是蔚為風氣，這就是了轎子在官私方面氾濫，根子都在這‘特權’上，在這‘威儀’上面。人上之人的風光體面，誰人不羨？若是不能真個一呼百諾，也至少混個皮面光鮮的虛榮，以與卑賤黔首等而別之，區而分之。所謂‘看以群分’的心態，轎子也就是這樣的一個玩意兒，把勞心之人與勞力之人截然區分開來的玩意（其實就是富貴與貧窮的差別），官面和私人的需求即決定了轎子與馬車的現在與將來。
另外，也確實如渡口這兩位讀書人所說，當世的人力極賤，而車馬獨貴，那些裝飾氣派的兩駟、四駟車馬，一般的武官勳戚都未必有能力長期負擔其花費，惶論文官了，不貪墨不受孝敬是絕無可能負擔得起的。況且歷代朝廷禮制對皇室勳戚和品階職官的車駕扈從也都有極嚴格限制，文臣乘用車駕的逾制犯忌之嫌疑其實要遠遠比乘用轎子高，再者自家蓄養馬匹也是極為難之事，不管從哪方面看，文官代步之具的當然首選，就只能是轎子了。
雷瑾暗自忖思，假設販夫走卒輩皆能乘坐轎子，也能負擔得起轎子的價，那個時候，達官貴人估計都是棄轎子如敝履了。只是這種可能性實在是太低，能坐得起轎子者，誰還不辭勞苦的幹著販夫走卒的活？幹什麼事不比這強？
就以西北而論，西北幕府出於連年戰爭缺乏馬匹的緣故，嚴禁五品官以下出入騎馬及私家自蓄車馬，另外對車馬的各種帷幔裝飾也都有諸般法令嚴禁之。因此，在西北治下，凡是無功名、無爵秩在身者，雖富擁萬金，其乘用車駕亦當了無紋飾，一以素淨，也不許役使可作戰陣軍用的馬匹（除非有‘特許狀’在手），否則不當用而用之便是違逆法令之罪。無功名爵秩者，就算不能役使馬匹挽車，但是馬騾、驢騾、大驢、毛驢、駱駝、牛、狗，乃至從遠方異域輸入的‘重馬’等牲畜都可作為役畜挽乘，不役使馬匹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倒也並不影響生計。
也許就是因為這個禁令的原因，西北車馬反而盛行，坐轎子者卻是越發稀少，畢竟車馬代表著身分與特權——當然，也可能跟西北治下畜牧興旺而人口不足，必需以畜力補勞力之不足的狀況有關。
雷瑾聽著，默想著，不過也沒有更多其他的心思。對於許多儒生者流那種從骨頭縫裡散發出來的，居高臨下，自以為是，總拿自己當聖人，而把黎庶百姓都當做未開化的愚氓、當作蠢笨的牛馬狗、當作可以欺騙驅使的奴僕的做派，雷瑾是很不喜歡的。什麼‘為天地立心’，什麼‘為生民立命’，什麼‘為萬世開太平’，儒生者流的說辭，其大而無當、虛無縹緲以致不落實處的種種流弊，且都不去說他，只說別人家的‘命’，‘理命’也好，‘氣命’也罷，憑什麼讓你去‘立’呢？只要不是白痴，這‘命’是誰的，還是讓誰自個兒去‘立’為最妙，他人的越俎代庖總是差強人意而已，別總拿自個兒當聖人，太過自大從來都不是什麼好事兒。總而言之，雷瑾的治國之道，還是更近於道家一些，‘自然無為’的黃老之學相對多一點，比如‘誘之以利’、‘化之以文’、‘威之以武’、‘化他為我’等治理綱領，再比如‘有所不為’的施政要求，雖然不全是道家，其中也有明顯的儒家痕跡，但都表明雷瑾對於儒家者流在治國施政上的某些做法是很不以為然的。
第五章 南方的清剿
卯時。
在淒厲的哨聲中發起進攻，雜湊約有百人之多的騎士策馬疾衝，刀光雪亮，如練如霜。
金鐵交擊，蹄聲如雷。
叛賊們沒有任何準備，在騎士們的突襲之下，無序的抵抗霎時間土崩瓦解。
未及上馬即被斬首的頭顱扯著血絲兒滾出老遠，死不瞑目的眼珠子直瞪瞪，還殘留著死前的驚恐。
遍地血汙，殘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