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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俺要告御狀。大夥都說議員老爺們是咱百姓自己選出來的，能為老百姓做主，還能見到皇上。所…所以俺要找議員老爺咱們村做主！”叫花子把臉一抹，堅定的說道。
告御狀？！侯方域覺得自己的心都快跳出來了。不過他還是不死心的反問道：“你們縣裡、府裡、省裡不都有議會嗎。你幹嘛，大老遠的跑來京師找國會呢？”
“俺要告的就是縣太爺和咱縣的議長。大夥兒都說議長和縣太爺是親戚，還說議長是商會的掌櫃，省裡大官見了都要繞道兒走。所以俺就來告御狀了。”叫花子一字一句的解釋道。可他不解釋還好，一解釋倒是讓侯方域覺得更頭痛了。此時的他發覺自己手裡攙著的不是叫花子的手，而是一個燙手的大山芋。
73 催糧款官府押公田 求說法農夫告御狀
雖然意識自己遇上了大麻煩，候方域最終還是決定把那麻煩請進門。因為放任其不管，那人依舊會透過其他途徑去告御狀。到時候追究起來，自己還是脫不了干係。況且他本人對此時也有著濃厚的興趣。於是他便將那人請進了自己的辦公室。在經過一番仔細詢問後，候方域大致了具體的情況。
眼前這個衣衫襤褸的男子，自稱名叫劉富春，河南杞縣人。準確的說應該是一個移民杞縣的外鄉人。原來，當初隆武內閣為安置李闖殘部、南明軍閥舊部在河南、安徽、湖廣等地設立了不少農村公社。農村公社以五十戶為單位，由國家提供房屋、農具、種子以及耕牛，並免除三年內的賦稅。出於當時的戰略需要，公社糧食只能由村公社統一收購後代為轉賣。收購價格也由國家統一制定。而今戰爭早已結束，三年免徵的期限也已過去。可河南等地的一些農村公社卻依舊保持著戰時的狀態。在其他村鎮糧食、土地都可以自由買賣。惟獨在農村公社打下的糧食不僅不能拿出去賣，還得以比市價低廉得多的價格賣給官府。
如果光是這點村民們多少還能接受。畢竟這地是朝廷給的，就當是給官府做佃戶也成。可官府催糧的數量卻著實讓人瞅著心寒。若說給地主做佃戶繳不上足夠的糧還可以同東家商量一下，適當地降點數量或是暫時先欠著。最不濟，把地退給東家，撂擔子不幹，另謀生路。但這東家一但換成了官府，那可一點兒商量的餘地都沒有了。上繳的糧食少一粒都不成。你若上去同官府理論商量，那就是刁民，那就是想造反，那就是大逆不道。有些村民覺得官府徵收的糧食實在是難以承受，於是便要求把地退還給官府，想要外出另謀生路。然而這一要求又遭到了官府的拒絕。官府的理由是這地是朝廷派給你的，你一個蠅頭小民怎能說撂擔子，就撂擔子呢。加之農村公社中的村民從前不少都是農民軍出身。他們的反抗舉動在不少地方官員眼中無疑就是在造反。故而地方官府對這些情況的態度總是先入為主地認為是村民刁頑不化的表現。
另一邊由於村子每年需要向官府繳納大量的糧食。可換回來的錢卻極其微薄，勉強僅能餬口。為此，農村公社的許多青壯在農閒時都會跑去鄰近不是公社的村子去做短工貼補家用。更有甚者直接將家中的薄地留給了父母妻兒耕種，自己則獨自進城務工。久而久之不少公社的村民也就習慣了這種做工為主種地為輔的生活。
然而驅使劉富春上京告御狀的原因，卻並不是出於當地官府高得離譜的繳糧任務，亦不是不滿於被公社束縛的生活狀態。而是因為他和他村裡的鄉親在一夜之間突然失去了原先賴以生計的土地。
像同許多農村公社一樣劉富春所在的村子也要向官府繳糧。可由於天災的原因，村子這些年的收成都不好。官府雖多次催糧，卻沒有一次能完成任務。似乎是“怕”了這個釘子村，前年村裡在繳完糧食後，官府就沒有再為未完成的指標進村催過糧。村民也難得一次安安穩穩地過了一個太平年。可好境不長，去年秋收之後官府又來收糧。這一次的收糧指標遠遠超出了歷次秋收。村民自然是繳納不出如此多的糧食。只好故技重施繼續同官府耗著。可誰曾想到，官府這次乾脆不催糧了，而是直接告知村民，他們耕種的土地已經被抵押給了縣裡的富商周仁貴。如果村裡在規定的視線內繳不出剩餘的糧食，那村公社的土地將歸周仁貴所有。這下劉富春等人可算是傻了眼。他們實在是搞不懂這公家的地怎麼轉眼就成了周家的地。
可還未等村民搞清楚狀況，那周仁貴便帶著一干“家丁”來收地了。見此架勢，村民自然是不肯就此把地不明不白地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