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三十日（11月2日），兩宮太后傳特旨召文華殿大學士桂良、武英殿大學士賈楨、體仁閣大學士周祖培、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由恭親王奕忻帶領進見，載垣等人阻攔不果。兩宮太后在養心殿東暖閣向眾人泣數顧命大臣種種不道，隨後出示在熱河就由曹毓瑛寫好的上諭，指責八大臣（特別是載垣、端華和肅順）僭竊帝權，欺騙先帝，並在外交政策方面處理失當而“失信各國，澱園被擾”、“口外嚴寒……聖體違和”導致文宗崩於行在，將“載垣、端華、肅順著即解任。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軍機處。派恭親王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伊等應得之咎，分別輕重，按律秉公具奏。”載垣、端華、肅順隨即被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
這次成功的政變被人稱為“叔嫂合謀”。事實上，離開了恭親王奕忻的武力支援，兩宮太后絕對無法擊敗顧命大臣。在奕忻來說，有了太后的支援固然是事半功倍，要是沒有卻也未必不能自編自演一場“周公誅管蔡”出來。
以大清朝當時的的需要來看，最好是有一位清太宗那樣傑出的君主；而奕忻顯然就是這樣一個合適的人選，此時可以說是他離皇位最近的一次。因為他完全可以也有這個實力自立為帝，但他最終選擇了放棄，又一次和帝位擦肩而過。
帝位對他來說，實在是太過沉重了。
少年時候的意氣風發卻與帝位失之交臂，中年時候在亂世危局之中苦苦經營。他對於外在看的太清楚，深味斡旋的艱苦，委曲求全的艱苦，無能為力的艱苦，這樣的經歷足夠使他對命運的恐懼深入骨髓了。
恭親王清楚的看到，自己在修補著一個千瘡百孔尾大不掉的大清帝國。雖然他始終是向著自強和復興的方向努力但卻始終抱著憂慮的心理。八里橋的那次慘敗，就已經使得他大夢初醒般開始體會到失望的滋味了。
二百五十七章沖喜之親
那一次，英法聯軍向京師咽喉要道八里橋發起進攻，恭親王曾親眼看到僧格林沁指揮大清朝最後一支鐵騎勁旅對洋兵作戰。慘敗使他真切、絕望地看到了大清朝最優秀的騎兵的冷兵器在洋槍洋炮面前的不堪一擊。縱使有何等高遠的氣魄抱負，面對如此慘境，也會被客觀上的弱勢牢牢牽制住了，這樣的無奈對一個意圖施展才華的人來說無異於當頭一棒。養尊處優的地位能夠讓他在國內保持優越感，而面對外來侵略者的時候卻被徹底的無奈和無措威懾了。簽定《北京條約》，作為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的統治階層的代表，將國土和利益拱手奉送給外國人以換取喘息機會的滋味，恭親王在此中的苦楚，局外人是無法體會和想象得了的。
也許，這就是他看得太清楚了的悲哀。
似乎是某個定律，在任何一個時代，完全無憂無慮的往往是如在夢中的人，只有他們才能身處亂世而絲毫不自知；而一個人若要無憂，他最好就只有當下感而不會前瞻也不會回憶。奕忻因為看不到大清帝國明晰的前途，那種深深的憂慮和力挽狂瀾的垂死掙扎感，始終包圍著他。
自1861年1月20日批准建立後，奕欣主持的總理衙門總攬外交以及與外國發生干係的財政、軍事、教育、礦務、交通等各方面大權，在與外國的斡旋和事務處理中，人們很難想象他所面臨的巨大困頓感。實際上，他利用掌管總理衙門之便，全力支援洋務派官員以強兵、富國為口號，學習西方先進科學的強國之舉。這次運動是一次大膽的嘗試，能夠堅持到現在，已屬不易。
但隨著他權力的不斷膨脹，在上臺初期受盡了肅順等顧命大臣的鳥氣的慈禧太后對他猜忌日深，已經不再象以前那樣的對他寄予無條件的信任。那種有意無意的束縛和羈縻，更加深了他的困頓和惶惑。
雖然在李鴻章（實際的創意者是林義哲）的勸說下，他在“園工”這件事上部分挽回了慈禧的信任，但他深知，他和慈禧之間的關係，是無法恢復到以前的。
“六爺的心事，多少我是知道的。”文祥看著眼角閃著淚花的奕忻，勸說道，“以往過去的事兒，總想著也不好，還是要多多看著前邊！前路艱難，可同行者亦多有，現下局面來之不易，正是需要六爺施展才華的時候，六爺別忘了，下邊還有人望著您呢！六爺若是洩了勁，您讓那些諸如林鯤宇般的後生如何是好？”
恭親王苦笑著點了點頭，“看來文相是當真把林鯤宇當成了替手了，也好，我便助文相一臂之力吧！只是不知文相還要歷練他多久？”
“文的題目，他已然做得差不多了，”文祥的眼中熠熠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