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王巨給了一個合理的答案。
首先就是積欠的問題，地方欠積分為三種，一種向富人的借款，這個很早就有了，如大儒王禹偁擔任長洲知縣時，宋朝第二次北伐開始，為了籌集軍費，橫徵暴斂。王禹偁便向富人借錢，替百姓熬過這一難關。類似的事例很多，例如趙禎向長安李員外借錢二十萬貫。有的還就還，沒的還，以後賜一個階官，算是還了。
范仲淹也不想賣官啦，逼的。
特別是治平元年與二年，全國大水災，朝廷又沒有錢帛賑災，各地官員只好大量借債。要命的是這些債務不規範，反正是空頭支票，以後還不還還要看情況，因此往往借一貫錢，能開出三貫四貫的空頭支票，無疑加重了積欠的數量。
第二種是和買和糴變相造成的積欠。
第二種是提前徵收稅賦。
因此整頓財政是當務之急，不能說這個積欠不還，要還，先從這個提前徵收稅賦開始，這些人多是可憐的百姓，多一升米就會得活，少一升米就會餓死人的貧困階層。換作官府，若是百姓積稅，還抓到牢房裡逼稅呢。
其次才是和買和糴造成的積欠，因為這些人當中有許多中小商人，實際他們家境也不大好。
至於後面的那個群體，就要看情況了，最少他們不會向朝廷要利息吧。
這是未來若是財政盈餘所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適度的用兵。
何謂適度用兵，比如去年就不當用兵。雖然王巨贊成收下綏州，這也是西夏那邊更困窘的，否則也不能收。因為大戰興起，以去年宋朝的可憐財政，以及大量的災民，那會很危險的。
但以後財政緩過來，可以適度地用兵，至少能在邊境做一些自衛反擊戰。否則宋朝就會滑向另一個可怕的邊緣，積弱！
這才是最理性的答案。
富弼這個答案算什麼？連立功將士都不賞，也不言兵，坐等著捱打啊？若那樣，也不用二十年了，恐怕十年之後，陝西再也不是宋朝的陝西！
所以這次會面趙頊不是很滿意，於是略留了留，便讓富弼去汝州了。
因此趙頊又找到他的新老師王安石。
富弼答案不滿意，看看王安石有沒有好答案，又問治術。
王安石答道：“擇術為先。”
這個能懂一點，也就是少講大道理，得有具體的方法。
趙頊沉思了一下又問：“唐太宗何如？”
“陛下當法堯舜，何必以唐太宗為榜樣。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只是未世學者都不知道，以為高不可及耳。”趙頊有點雷，大半天才說道：“卿可謂責難於君哉。”
咱們來點實際的吧，能做一個唐太宗就很滿意了，唐太宗還不行，非要什麼堯舜。你不是為難朕嗎？又過了大半天問：“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
這一回王安石終於答了一些。
但沒有答多。為何？他也才來京城，有點搞不清楚情況，並且正在與韓維、韓絳、呂公著交好，希望他們捧自己上位呢。
因此第二天趙頊又對王安石說道：“昨天閱卿奏書，所條眾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為朕詳言施設之方案。”
王安石說道：“倉促列數則不可盡善，臣還是希望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施設之方不言而自喻。”
好吧，那你就慢慢想吧。
實際趙頊還真想錯了，王安石不是慢慢想，他還在繼續等待著時機。現在不是到說的時候！他的資歷官職也不夠！
但在趙頊心中，反而王巨益重。
比如西夏。
大家擔心得不得了，這肯定激怒了西夏，大戰一起，宋朝現在的財政如何了得。事實結果呢？郭逵去了延州，一改陸詵的做法，直接追查是西夏何人殺害楊定的，查了出來，李崇貴，韓道喜。然後移文到西夏，不行，你們西夏這兩人殺害了我大宋官員，一定要交出來。
結果西夏派薛宗道將這兩人帶到京城，然後請宋朝冊封李秉常。不是要人嗎，我們交人。但有一條，我們殺楊定是有原因的，薛宗道便將楊定出使的醜態說了出來。
沒有這個把柄，我們如何能脅迫他到邊境商議？他收了我們西夏大批的錢帛，然而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當不當殺。
趙頊抱腦袋了，這就是朕賞識的勇敢大臣楊定？
算了，殺了就殺了吧，而且西夏也不索要綏州了，於是這才行冊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