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不能拿出來舉例了，但前面一些朝代也有類似的事例，只不過不那麼明顯罷了。
章惇說道：“它就是太保所說的穿衣論？”
“正是，但它比穿衣服更復雜，天冷了，大家都知道新增衣服，天熱了，大家都知道減少衣服。然而放在一個國家，想透過種種迷霧與爭議，找到正確的調節之路，卻是很難很難。”
“不過有的還是能看到的，比如國家經濟，陛下即位之初，財政困難，不得己，介甫公斂財充塞國庫，但現在國庫漸漸充盈，又增加了新的財源，因此我不斷地寬賦。然而沒有介甫公將國庫充盈，我又何德何能進行種種寬賦之舉？這也是一種調節。”
“人口膨脹，耕地緊張，會加劇兼併發生，國家就必須用一些政策控制兼併蔓延，這也是一種調節。”
“但還有的，我沒有看到，或者看到了，卻找不到化解之路，比如越來越多的宗室子弟，不供養不可能，但供養之，幾十年後恐怕連內庫的收入也承擔不了。可我卻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也不是沒有辦法。
兒孫自有兒孫福了，比如未來的彼岸，若是王鉅子孫多了怎麼辦，三脈各留一人擔當那個名義上的國主，餘下的人自己謀生去吧。
但王巨敢說出來麼？
蘇轍問：“這麼說，介甫公變法是對的了？”
王巨沒有回答這個敏感的話題，而是說道：“介甫公實際不能稱為變法，而是改革，何謂祖宗家法，齊人寬民，有限度的節制武將之權，這才是真正的祖宗家法。就象章子厚所說的，無論冬天穿厚衣，夏天穿薄衣，必須穿衣服。衣是法，變的只是衣服的多少厚薄。如果說介甫公是變法，那麼祖宗家法那就不叫法，而是為道，大宋的治國之道！”
也就是王安石與王巨所做的，並不是真正違反了所謂的祖宗家法，還是調節，只是調節的幅度比較大罷了。
算不算詭辨呢？
有的大臣在沉思。
但王巨又說了一句：“諸公，臨近三月，五月端午過後，我就要去陝西了，因此現在我所說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肺腑之言。”
“這麼快？”蔡卞訝然。
“我說過六年，三年京城，三年西北，我非君子，但同樣一言，駟馬難追！三年時間快到了……”
…………
“範公，此子執政後，天下再次紛紛嚷嚷，但與王安石不同，此子頗會收買人心，危害更大。”程頤說道。
他指的紛紛嚷嚷，正是山陵灘塗湖澤的承包制度。
只要它在執行著，爭議聲與不滿聲就會繼續著。
除非兩條，王巨執政十年，能承包的山陵灘塗湖澤差不多都承包下去了，大家也接受了現狀，爭議聲也就自然消失了。可王巨那可能執政十年？
或者強行委派官員整理所有無主的山陵灘塗湖澤，不管有沒有實際的主人，只要不在各縣的田冊上，都是無主之地，全部整理出來，承包給百姓。且不說這麼做，會引起多大的抗議，同樣時間也來不及了。
總之，它是一個半吊子的變法。
不過王巨也未指望過能全面執行下去，就象唐朝的均田制，能執行多少就是多少吧。
但與王安石不同，王巨雖然用了一些嚴厲的處罰來保障各條措施的落實，不過也有恩的一面。
比如銀行司的分紅，對利民監的一再讓利，其實就是一種拉攏分化。
還有去年的三千萬，這個三千萬也算是一種紅利，但這個三千萬採辦主要就是放在了北方。
北方才是各個豪強勢力的範圍，但為何放在北方，這也是一種拉攏分化，那怕運費多一點，成本高一點，也要用這個三千萬商貨的利潤，買動部分豪強的心。
不止這三千萬，今年用金銀收回那些借條了，同時還繼續與各個商賈，實際就是各個豪強搭成一系列未來的合作意向。
因此相比於王安石的變法，王巨執政後的種種措施，爭議聲與抗議聲要小得多。
甚至因此越來越多的中立派大臣，一些溫和的保守派大臣，也繼續倒向了王巨。
範祖禹說道：“何止啊，就象京城的那個小小懷孕案，你以為是誰做的？”
資治修完了，其他幾本書也修完了，這些耆老們繼續留在洛陽不走，便到處串門了，在這些人當中，小程地位不算高的，但他在授學，有很多學生，因此在影響力上不差，所以範祖禹來到了程家所在的私塾，這才有了這番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