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諸大皇商採取了三重應對：走私，儘量保持北方份額；全力開展來樣加工，穩住歐洲顧客；鼓吹奢侈，在六省內部，來消化自己的產品。
走私沒什麼可說的，來樣加工要稍微詳細一點兒，歐洲人喜歡瓷器，這沒錯。中國瓷器品種，包含了波斯、阿拉伯、印度、宗教等多個元素，這更沒錯。但這些都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相結合的。也就是俗稱的融合。
因此，當歐洲人舉著各種圖樣前來訂做瓷器時，從容的中國人，多少會摻一些私貨進去。
不過這個現象，在利潤面前，終於低頭了。方形瓷磚、馬克杯、徽章瓷、刮臉盤、自助酒會用餐盤（恆溫）……等等吧。現在都已經大量生產了。
其中方形瓷磚在成祖時期，就已經應用在大慈恩塔中，只不過尺寸單一，形制厚重。但如今可就不一樣嘍，既可以鋪在地上，也可以鑲嵌在浴室。歐洲人再狡猾，也抵禦不了這種誘惑，採購者蜂擁而至。無論是南洋諸帆，還是福海鄭家，攔都攔不住。
再有就是徽章瓷。歐洲貴族之家，透過數千年的傳承，其家族紋飾、字母、色彩搭配，異常繁複而又精美，如果表現在大大小小的瓷盤上，就是掛在牆上都好看，更遑論用來舉辦宴會了。由於這方面地買主都是貴族，所以無論利潤如何擠壓，都非常可觀。
解決了北中國、歐洲這兩大外部環境，就輪到拉動內需了。六省出口收入的外匯…海事銀幣…在民間積累越來越多，為了使銀幣回流，復社幾位青年名士，以偶像崇拜方式。拉動了民間的消費慾望：
不絲帛不衣，不金線不巾，不雲頭不履。瓔帽、湘鞋、紗裙、細絝、吳綢、宋錦、雲廉、駝絨、百寶嵌器物……。
奢侈性消費一直是中國人的最愛，沿江六省既有這個實力，也不缺這方面的創意。外加上國家王師的軍事壓力，確實很小！這就造成在短期內，各大城市都陷入一種醉生夢死的狀態之中。
這種及時行樂、縱情狂歡的現象也還好理解，國家屢屢叫停軍事行動，大家都很感激。舊黨也針對民眾出臺了很多惠政，大家都很舒服。但反叛就是反叛，即使北京方面，擺明了要懷柔化解，但誰能保證將來的某一天。自己就不是那個被拎出來的倒黴蛋？
平叛之日，一定會有無數顆人頭落地，侯恂、左良玉這倆大佬沒什麼可說地，關鍵是小弟當中，誰是那點兒最背的。
正是這種若即若離的絕望，才造成了沿江六省。超前消費氣氛非常濃厚。
因此。當劉夢雲、孫耀芳從質樸的老表中，帶著任務來到南京後。一路上的紙醉金迷，讓他們憤然慨嘆：
“任古驕奢淫逸之君王，亦所不敢輕用，而今寒素之士，反不肯深惜，實在濫於趨利，古風蕩然矣哉。”
這番品評，倒是與舊黨人的初衷有些共鳴，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商品經濟下，擁有這樣一條真理：
“鼓勵追求文明、衛生、奢侈的生活習慣，以消費慾望提升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必將帶來經濟繁榮。”
就這樣，一個奇怪的邏輯死彎兒，出現在舊黨控制下地沿江六省：舊黨人要維持自己的舊有權力，而進行反叛；反叛需要資金，於是產生對金錢的渴望；為了增大現金流，舊黨人不僅要沿用，甚至還要發展新黨的經濟政策。
這麼算來，反叛來，反叛去，舊黨人倒是比新黨人還要激進，率先進入“全面商品經濟”時代；又因為國家方面地軍事打擊聊勝於無，使得舊黨控制區內，軍人政體始終沒有出現；相反，由於商業上的應激性發展，讓大皇商手下的掌櫃們，也擁有了相應的權力。
沿江六省的政界，出現了四種力量：六大藩王為首地貴族階層；東林、復社、幾社代表計程車林階層；皇商、商會、掌櫃體系組成的商人階層；左良玉、丘慧榮領導的軍警階層。其他包括外國傳教士、能工巧匠、跟著起鬨的娛樂業、廣大市民（擴大內需的受力面）各階層在內的民間腳色，組成輔助性力量。
正因為他們是反叛，所以沒有一個人或者階層，擁有名正言順的絕對權威，於是，真正的“古希臘公民民主制度”在中國地探索性實踐，起源於一場反叛。
這場怪異的新浪潮，讓“資本民主力量”在社會上的影響範圍，以及對經濟、生活、政治上的改變程度，甚至已經超過了北京方面。因為代表正統的北中國，仍沒有完全擺脫“官僚民主力量”佔據主導位置的政體模式。
這就是邏輯死彎之所在，究竟誰是新黨，誰又是舊黨？這是個嚴肅而又惡搞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