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多麼理想化的政治理論啊，尤其後半句中的“虐”字，完全可以分不同角度來解讀：既可以解釋為草民雖然容易被欺負，但道德正義，卻擁有最後的審判力量；也可以解釋成，人民擁有推翻暴政的權力，並且輕易就可以做到，並且面對這樣的行為，不要指望上天來搭救你，因為人作孽，天在看。
其他還有很多雜七雜八的東西，包括明太祖的剝皮實草，都算作古代中國政治道德標準。但這些先人，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虛化。
一句口號很容易喊出來，但口號所賦予的精神寄託，卻很難傳承。加上凡是有資格劃定政治道德標準的人，通常不是草根，偏偏他們的口才文采都還不錯。這就造成了小民看到這些口號，心中的希望之火洶洶而燃。但很快的，因為沒能達到他們自己理解的境界，而對當政者產生了怨恨情懷。
執政者呢？歷屆政府都想獲得“史上最有人氣獎”或者“史上最有政績獎”。只要大家的智商都高於80，那就沒有一屆政府，說自己從上位那天開始，就想淪落成昏君奸臣。但同樣那句話，個人理解不同，雙方生活經歷，造成了沒有共同語言，也就是俗話說的“性格不合”。
可別小瞧了“性格不合”這句話，誰都知道離婚後不好找物件？可從漢代開始，離婚現象就層出不窮，究其原因，就是性格不合。同林鳥成了分飛燕，離婚或者自上而下的革命，也就成為了主旋律。
革命是中性詞，這是必須要樹立的準則，否則一旦“革命”成為褒獎，那麼第一個高喊自己革命的人，豈不是永遠不敗了？
既然革命有可能向好的方向發展，也有可能轉為黑暗，那麼就意味著革命是個賭局，既可以抄一把大底，也可能輸個精光。面對不可知的未來，當政者與被統治者，也就更加願意坐下來，好好談談雙方的訴求，這個過程，又叫做妥協。
其實說白了，法律的本源，就是社會各階層妥協的結果。而不是鐵與血的結果。正式基於這點，目前的大明崇禎朝，迫切需要一名中間人來做好溝通。
而黃宗羲的身份經歷，恰恰使得他具備了調停者的身份。
首先南雷獸的出身好，屬於根紅苗正的那種。他父親死於魏忠賢之手，而魏忠賢先是太監，次是罪臣，最後由於他不幸的選擇東林黨作為自己的敵人，所以魏大本永遠的成為了忠奸獸。凡是跟魏閹做對的，就都是忠。凡是跟魏閹混的，就都是奸。
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論調，其實挺可笑的。一點兒也不客觀。但現在就是有市場，所以黃宗羲因為有了一個倒黴的好爸爸，那麼他無論如何，也都是一個忠良之後。
因此黃宗羲的政治背景，從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東林黨、幾大皇商的代表。
二一個，南雷獸學問再高，他這輩子也只能當個平頭布衣。因為他犯法了。
當年崇禎皇帝初登基，差點兒被魏忠賢的瀉藥給“毒”死。加上後來的小朱處置得當，使得魏忠賢成為“逆案首犯”。跟著魏大本撈世界的人，好些都被抓起來了，當年做主殺害黃尊素的案犯，某一天剛好從被提審現場押回監牢，被早已等候多時的黃宗羲，當街，用大鐵錐給擊殺。
替父報仇，這當然是孝子義行。但國法未判，而私刑死之。這又是必須懲處的大罪！國家在萬般無奈之下，先免除黃宗羲的死罪，再加重處罰他此生，永不得科舉！
在一考論終身的古代中國，不允許參加科舉的惡果，是可以想象的。而廣大農民階級，對孝子、義士，有具備天然好感。所以黃宗羲又機緣巧合的成為了廣大匠戶、農戶、小商販階層的代表。
第三，因為同情黃宗羲的遭遇，當世大儒，時任順天府尹的劉宗周，成為了黃宗羲的監護人及老師。
劉宗周在學問上的造詣，在當今天下，屬於前三名選手。這就使得黃宗羲的學問背景，具備了傳統儒家承缽之人的資格。
最後，當年楊嗣昌（時天下七大都督）想搞死孫傳庭，奏本都寫好了，就等天一亮寄走；偏偏左良玉嫉恨楊嗣昌，所以想借用洪承疇（時任兵部尚書）之手，打擊楊嗣昌。所以提前報警。而洪本兵既不想得罪楊嗣昌，又不想老部下孫傳庭倒黴，更不願意冷了左良玉的心，多方考慮之後，提醒孫傳庭率先提出了“山陝新制”。
而對於講究人情的中國社會，新制，新制，搞了新制，很多人就可以不透過正常途徑，成為小有實權的角色。劉宗周便寫好一封推薦信，把黃宗羲送到了孫傳庭手下當差。